王義桅：“特默會”暴露跨大西洋關係的尷尬

雖然以G20輪值主席國身份到訪，並且肩負為在歐洲相繼舉辦的G7及北約峯會做鋪墊的任務，默克爾同特朗普的第一次會晤還是發出了不和諧聲音。當賓主雙方落座白宮橢圓形辦公室接受拍照時，特朗普有意無意地把目光從身旁的默克爾身上移開。而當默克爾輕聲提出握手建議時，特朗普並不接茬，一副不置可否的表情，這讓在國際政壇上慣受禮遇的德國“鐵娘子”一臉尷尬。

“特默會”的尷尬場面折射出跨大西洋關係的現實，這表現在領導人個性、國家性及時代性等層面：

首先，領導人個性相去甚遠。特朗普和默克爾都是很有個性的領導人，但問題是他們趣味不投。特朗普的世界觀是世界混沌無序，美國不願成為古希臘神話中在世界最西處用頭和手頂住天的“阿特拉斯”，揹負沉重的世界責任，而應成為美國人利益的堅定捍衞者。因此，他推行“美國優先”政策，對多邊主義和全球化不上心。默克爾的世界觀則是線性進化論，理性、平等、自由、多邊主義與開放包容等現代歐洲價值觀，是戰後德國和歐盟賴以立國、立盟的基石，必須堅決捍衞。其結果是特朗普在美墨邊界築牆，默克爾則倡導邊界開放和歡迎難民政策，雖因遭遇國內外反對而政策有所回調，但未改初衷。

其次，國家利益和安全關切漸行漸遠。這種分歧最為關鍵。美國的利益內向化、亞太化，對美國的聯盟體系和國際貿易都以“減負”“公平”為指針，安全觀也從全球收縮為本土及其亞太安全體系為主。而歐洲的利益仍在地區一體化、開放的全球貿易體系以及多邊多層治理，國際安全看法則較關注周邊，包括俄羅斯、中東等。

其結果是，剛閉幕的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連反對貿易保護主義都沒寫進公報，美歐在公平貿易、受規則約束的貿易之間爭執起來。美歐利益和安全關切的分野在“特默會”上也表現出來。不僅對G20不怎麼上心，特朗普還就北約“份子錢”(成員國軍費佔GDP 2%)敲打默克爾。默克爾曾對美方“催賬”表達不滿，表示按照自身需要增加軍費。貿易方面，特朗普指出美國在全球貿易中受到“不公平待遇”，而默克爾雖表示認可公平貿易的重要性，但強調應以開放思維看待全球化，暗懟特朗普貿易保護主義。針對移民和難民議題，一向倡導限制移民的特朗普強調，移民是“特權”而非“權利”。默克爾則説，全球化應以開放和公平方式構建。

第三，“西方時代”正在遠去。冷戰結束以來，歐洲政治話語中常把“西方”掛在嘴邊，而美國則以“國際社會”淡然應答。奧巴馬時期，這種分別更是以歐洲和亞洲相區分，美國的戰略身份從跨大西洋向跨太平洋轉移。到特朗普時期，則直接打出了“美國優先”旗號，特朗普成了“西方”的離心力而非向心力。無論從道義、利益還是情感上看，所謂的“西方”都在遠去。後西方時代的來臨，詮釋了種種跨大西洋關係的尷尬。

當然，事情的發展總有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跨大西洋關係的尷尬只暴露出美歐“分”的一面，但它仍處於量變過程中，並不排除“合”的可能，何時迎來“質變”，仍有待觀察。(作者是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歐盟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