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緊跟：“悲情深圳”何以重煥生機

2002年11月，一篇名為《深圳，你被誰拋棄》的網文引爆深圳的集體“悲情”，發出深圳面臨衰落的“盛世危言”。該文開篇從招商銀行、平安保險、中興通訊、華為科技以及沃爾瑪“遷都”傳聞説起，進而直面深圳的人才引進、投資環境、行政效率、國有企業改革以及文化氛圍等諸多發展困局，試圖回答當時深圳發展競爭力弱化的原因。

正是在這種危機意識驅動下，深圳市政府和社會一道進行全面審視和反思，全面深化改革，逐步化危為機，終於再次引領中國發展潮流。15年後，深圳在新一輪中國城市競爭格局中不僅未被拋棄，而且其發展質量、發展速度、發展前景都名列前茅。

深圳老齡人口比例約為京滬的1/5，廣州的1/4;現階段深圳常住人口平均年齡才33歲多，是中國最年輕的大城市。2016年，深圳新引進全職院士6人、高層次創新團隊23個，新增海內外高層次專業人才1229人、海歸人才1.05萬人、高技能人才12.6萬人，人才隊伍呈現年輕化、專業化、高學歷、高技能特徵。

近年來，深圳基本建成“以高新技術產業、先進製造業為基礎，以現代服務業為支撐的適應現代化中心城市功能”的新型產業體系。從創新成果來看，深圳科技綜合實力和區域創新能力都居全國之首。2016年，深圳PCT國際專利申請19648件，佔全國總量的46%，連續13年排名全國第一。

2016年深圳產業結構已凸顯“三個為主”:經濟增量以新興產業為主,新興產業對GDP增長貢獻率提高至53%左右;工業以先進製造業為主，先進製造業佔工業比重超過70%;三產以現代服務業為主，服務業佔GDP比重60.5%，現代服務業佔服務業比重提高至70%以上。不僅華為、中興、騰訊、保千里等本土高新企業佈局人工智能、機器人等領域，通過智能硬件實現跨界融合，阿里、百度、樂視等外地企業也紛紛在深圳搶灘圈地，共同推進經濟轉型升級進入新常態。

首先需要承認，無論軟、硬環境，深圳“二次創業”都有着得天獨厚的先天條件。從硬環境來看，改革開放前三十年，國家、廣東省及深圳自身對水、電、氣、交通、通信、公共工程等方面大量投資，使得深圳基礎設施在全國乃至世界範圍內做到超前和配套。從軟環境來看，作為最早對外開放的經濟特區，深圳——尤其是傳統的“關內”，社會治安管理一直維持較高水平，政府辦事效率、辦事流程的規範性以及政策公平性高出內地城市不少，優惠政策吸引的高素質移民拉高人力資源水準。

儘管如此，“悲情深圳”能重煥生機，仍應主要歸結為“創新驅動”：從1998年“科技22條”，到2004年區域創新體系，再到2008年創建國家創新型城市和2012年建設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深圳在政策層面，正從對單個創新主體建設的關注，轉向對創新生態系統的支持。

深圳在教育科研資源、全社會研發資金投入、金融資源總量和經濟總量等方面的創新基礎並無絕對優勢甚至還存在一些發展短板，但為何能成功實現創新驅動？從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視野來看，深圳政府與市場之間的良性互動才是解釋這一鉅變的關鍵。

具體而言，深圳一方面不斷建設積極有為的政府。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深圳市政府就持續展開行政體制改革，朝着有限政府、法制政府、廉潔政府、高效政府、責任政府的目標不斷努力。2009年，深圳市按照政府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要求推進大部制改革，“小政府大社會”的雛形已然成型。

在最新一輪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中，深圳在全國率先實施商事制度“多證合一、一證一碼”改革，商事主體增長26.2%，累計達265萬户，居國內大中城市首位。在以企業為主的創新驅動中，深圳市政府主要做了兩件事：一是通過行政和立法手段規範市場行為，鼓勵企業依靠創新、專利等知識產權獲得持續增長動力;二是採取各種激勵措施降低創新門檻，構建創新支持體系。

另一方面，深圳塑造了充分有效的市場。經過改革年代的累積，一種社會性市場意識已經在深圳形成——不是所有事情都要政府參與或親力親為。與之相應，政府更尊重市場選擇。深圳在中國率先構建以市場為導向、企業為主體、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呈現出“4個90%”的鮮明特徵，即90%的研發人員、研發機構、科研投入、專利產出來自企業。在這樣的背景下，深圳的服務型政府建設走在全國前列，具有全國最完善的多層次資本市場等。

當然也需要看到，受制於宏觀制度環境，深圳尚未在法治層面真正理順政府與市場關係，招商引資變權力尋租的風險仍然存在。比如，在街道層面，內部監督太軟，外部監督又太遠，造成前幾年獨攬大權的街道“一把手”頻頻落馬。此外，作為一個移民城市，深圳若想在快速城鎮化過程中，實現更加充分的社會整合，轉移部分政府職能，有必要更注重社會組織的培育發展。目前深圳雖有超過1萬個社會組織，位居全國前列，但在質量上與國際化大都市相比，仍存在不小的差距。

無論如何，深圳重煥生機的實踐意義在於：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堅持企業在創新驅動戰略中的主體地位併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實現積極有為的政府與充分有效的市場的良性互動。(作者是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