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嵎生：“時代變遷”已發生“質變”或“接近質變”了嗎

——慕尼黑安全會議“三後”議題引發全球思考

“後真相、後西方、後秩序？”

這是今年二月中旬舉行的慕尼黑安全會議的主題(以下簡稱“三後”)。

《2017年慕尼黑安全報告》明確指出，西方國家已經意識到，他們的治理體系所產出的積極效果越來越少。會議主席沃爾夫岡·伊申格爾判斷説，“當前國際安全環境比二戰以來的任何時候都更加動盪不安。一些西方社會以及自由國際秩序最根本的基礎在發生動搖。”他還開門見山地發問：“世界是不是正在步入後秩序時代？”

多少年來，慕尼黑安全會議從沒提出過這樣的議題，而且一開始主辦方就有比較明確的表態，這不能不發人深思。西方有評論認為，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老牌發達國家(特別是敏感的精英階層)的某種焦慮和反思，既關乎世界形勢，又關乎國際秩序和他們所謂的“政治正確”，不無道理。

進入新世紀以來，“時代變遷量變進程正在加速發展，國際力量對比正在發生歷史性的變化”;

美國現在是“無可奈何花漸落，情不自禁苦爭春”。關於時代變遷的“量變進程”和美國霸權的“花漸落”的判斷，是比較實事求是的，因為事物總是有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美國還沒有衰落到“無可奈何花落去”的程度，其“霸權之花”，在一定程度上仍然“風韻猶存”。

去年一年，國際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可謂亂雲飛渡，黑天鵝起飛，呈現“亂”，“變”，“治”三大特點。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但關鍵是美國不願面對現實，不承認“世道變了”，仍堅持要繼續“領導世界100年”，捨不得放棄“世界警察”的陰魂。

“大亂”勢必尋求“大變”。“變”，一向都是絕對和普遍存在的，但去年似乎大不相同，“時代變遷”好像走到了一個“臨界點”。“杜特爾特現象”和“特朗普現象”，被譽為“兩隻黑天鵝”起飛，並非偶然，顯然預示着時代的腳步正在向着“質變”方向闊步前進。人們常説，“窮則思變”。那是説過去發展中國家要打“翻身仗”。現在，它們大多數翻身了，一部分迅速興起了，可以説，“富也思變”。金磚國家領導人要求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最具有代表性，表明美國製定規則的老一套秩序現在不靈了。“大變”，顯然是有時代性，從根本上説，牽涉到時代變遷的大方向。

有鑑於此，國內外一些專家學者認為，現在繼續説“量變進程”已不那麼準確了，時代變遷已經發生、至少已接近發生質的變化。在這方面，美國不乏其人。他們在不同程度上都“認知”或“接近認知”時代變遷已到了一個節點。比較有代表性的人士，當數知名學者福山。想當年，蘇聯解體時，他興致勃勃，寫下了舉世矚目的弘文“歷史的終結”，斷言從此美國一統天下了，美國價值觀將遍及和主導全球。但歷史和社會發展是無情的，很快便嘲笑了這位“巨匠”。福山先生雖然念念不忘他所謂的美國民主自由，但作為一位嚴肅的學者，近些年來，他不得不承認，他當時他過於樂觀，誤判形勢;承認所謂美國民主體制的失敗;承認中國等社會體制也有可取之處，值得借鑑……現在，美國這類人士似乎越來越多，給我印象比較深的還有頂級專家蘭普頓。提起此人，人們馬上就會聯想到他前年寫的一篇文章《中美關係逼近“臨界點”》。

好像中美“必有一戰”。但他的文章最終強調，中美關係為什麼會搞成這樣？從根本上來説，美國必須重新思考它對“主導權”的定位。這一觀點難能可貴，但只有閲讀全文，大海撈針，才能發現。

如果説，“大亂”呼喚“大變”，那麼“大變”也勢必要求“大治”。這是社會發展規律。在戰亂和動盪年代，“人心思治”顯然是主旋律。人們普遍渴望能有一個安定的世界，和睦相處;普遍思考和探尋新的相處之道，憧憬着美好的未來。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全球治理”大課題提到了議事日程。如果從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算起，差不多快十年了。應該説取得了不少成績，但仍然任重道遠。

“全球治理”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從戰略上和社會發展方向上進行“頂層設計”。

首先，對慕尼黑安全會議關於“三後”議題，需要有一個明確的認同，至少是認知。“後真相”，意味着老牌發達國家所謂的“政治正確”是個偽命題，在它旗下的所謂“價值觀”，絕非“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寶貝。“後西方”，不言自明。西方七國雖還風韻猶存，但世界大事他們已不能獨斷專行，而必須同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商量着辦。“後秩序”，這裏的“秩序”，如果是指聯合國憲章精神及其相關秩序，那是要堅持和維護的(當然，也需要發展和必要的修改);如果指的是被扭曲的所謂“秩序”(小布什總統就説過。“美國的權威高於聯合國”)，那就必須摒棄。2009年6月，金磚國家領導人首次會議發表的16點聯合聲明就明確支持聯合國的中心地位和作用。

第二，要有一個廣納良言後形成的“藥方”，戰略上引導“全球治理”。在這方面，去年G20的杭州共識，主張要“同舟共濟，合作共贏，共商、共建、共享”，反對貿易和投資保護主義，堅持包容和互聯互通，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全球治理的客觀需要。

第三，若干年前，上海合作組織達成一致，主張“尊重多樣文明，謀求共同發展，互信、互利、平等、協商”。因為是“誕生”在上海，人們稱之為“上海精神”。它既是中國的，也是上合組織的;它順應時代潮流，也是“全球治理”可供參考的一劑良方。

最後，也是很重要的，就是“三後”和“全球治理”需要寶貴的公共產品和智慧。中國不爭什麼“領導世界”的桂冠，願與世界各國共同探索，提出中國的方案，貢獻中國的智慧。目前，明擺着的，一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一是“一帶一路”實踐。

人們普遍注意到，去年菲律賓飛出了一隻“黑天鵝”杜特爾特，美國也飛出了一隻“黑天鵝”特朗普。他們都很有個性，但並不是簡單的個人，他們各自都有其代表性和標誌性。美國“政治正確派”不喜歡特朗普，正在反撲，企圖迫使他“停飛”或“逆飛”;菲律賓“政治正確派”也不喜歡杜特爾特，正在千方百計阻擾他飛行。但“全球治理”需要他們“順飛”，“三後”也需要他們“順飛”。希望他們都好好飛，繼續向着正確方向飛。中國作為一個有擔當的大國，已經在飛，順着時代變遷訴求的方向飛;希望我們在藍天相遇，共同飛向一個方向，為人類命運共同體譜寫新的篇章。(作者是中國前APEC高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