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街殺牛”背離動物福利的“文化墮距”

近日，福建泉州市民黃女士反映稱，在池店橋南片區新加坡城小區10號樓下新開了一家火鍋店，商家每天現場宰殺活牛，場面血腥。火鍋店負責人雷先生回應稱，“這是我們剛開業用來吸引顧客的，我們是開火鍋店的，不是賣牛肉的，以後都不會再在店門口宰殺。”（3月25日《泉州晚報》）

每個人都有熱愛生活的權利，“吃貨”從來都不會缺乏對美食的消費熱情。“當街殺牛”不僅吸引了過往路人的注意力，也傳遞出“現場宰殺牛肉新鮮好吃”的符號信息。在“舌尖上的安全”屢屢失守的當下，“當街殺牛”有助於消除消費者的安全焦慮，贏得消費者的信任。

新店開張，商家往往都會想方設法地打開局面、提升名氣；“當街殺牛”作為一種營銷手段，有助於吸引眼球、製造話題效應，實現“廣而告之”。儘管“當街殺牛”做好了後期的清潔和消毒工作，但當眾開膛破肚的血腥場面卻遭遇了一些人的不認同與批評質疑，成為輿論場的“靶心”。

從古至今，在一些人的腦海中，存在着一種飲食上的“文化墮距”，即認為出其不意地宰殺動物，會帶來無與倫比、美妙絕倫的味蕾體驗，讓食客體驗到前所未有的美味享受。為了更好地滿足口腹之慾，為了吃得與眾不同，為了用“吃”上的差異來建構身份認同和階層區隔，一些人默許、縱容野蠻、殘忍地對待動物並樂在其中、引以為榮。“每一食羹即殺數百隻鵪鶉”，宋朝宰相蔡京這樣的“吃貨”，對於動物來説無疑是一種災難。

“當街殺牛”表面上有助於證明牛肉品質出色，實際上卻可能事與願違。當活牛處於突然的恐怖和痛苦狀態時，腎上腺激素就會大量分泌，導致牛肉的品質大大下降。在一些發達國家，隔離宰殺不被同類看到、宰殺要快、必須使用電擊法等，保留住動物最後的尊嚴，已經成為一種通行的做法。這不僅有助於呵護動物尊嚴，也有助於保持肉類的品質。

著名哲學家康德認為，動物是工具，人是目的。但他同時認為殘酷對待動物毒害心靈，不利於道德和仁慈。“當街殺牛”讓不少市民在情感上和心理上難以接受，根源於它背離了基本的動物福利——善待動物，減少動物不必要的痛苦；建設一個“動物友好型”社會，讓動物少承受飢渴、疾病、傷痛、恐懼的困擾；這樣的動物福利，已經得到越來越多的價值認同。

伴隨着社會變遷，我們的一些價值觀念也要與時俱進地重塑與更新。不論是販賣野生動物，還是“當街殺牛”，只有讓陳舊的生活方式和滯後的價值觀念及時地適應社會新變化，才能更好地保護野生動物、呵護動物福利。只有讓動物福利得到更多的價值認同，“當街殺牛”才會越來越少。（楊朝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