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專家：特朗普究竟想要什麼？去問問班農吧！

【編者按】斯蒂芬•班農是瞭解、主導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思想意識與政策走向最重要的人之一。作為特朗普競選總統與執政的首席戰略顧問，他的名字需被熟記。本文通過分析班農的公開演講、執導的紀錄片等，探尋了班農思想的三大信條：新自由秩序、猶太教—基督教價值觀、民族主義的具體思想源頭，以及班農的代際危機史觀，及其隱含的由衝突解決危機的政策傾向。讀罷此文，讀者會發現，特朗普的反全球化、反精英和“禁穆令”等言論與政策，正是根植於“班農主義”並有逐步實現的願景。本文堪稱理解、分析、預測班農和特朗普、美國與中國、美國與世界的經典之作。

唐納德•特朗普想要美國怎樣？他的支持者不知道答案，他的黨不知道答案，甚至他自己也不知道。

如果特朗普主義真有某種政治願景，那我們也不是去向特朗普提問。應該詢問的人，是特朗普背後的秘密操控者、特朗普政府的首席戰略顧問——斯蒂芬•K•班農。

班農出身於弗吉尼亞州的工薪階層，曾在美國海軍中服役。獲得哈佛商學院的學位之後，他在高盛開始了投資銀行家的職業生涯。班農曾在洛杉磯為高盛做媒體與娛樂方面的投資，之後創辦了自己專注於媒體方面的投資銀行。在運氣(一場失敗的交易留給他熱播喜劇《宋飛正傳》的股份)與敢於表達憤怒的特質的共同作用下，班農改頭換面，成為了極右翼政治中少有的名人，編寫並執導拍攝了多部越來越趨於保守的紀錄片。

班農的影響力在2012年達到新高，當時他收購了去世的安德魯•布賴特巴特創辦的布賴特巴特在線新聞網站。班農在布賴特巴特運營了一檔頗受歡迎的電台熱線脱口秀，撻伐主流民主黨人而追捧極端保守的人物。其中之一就包括了這檔節目的常客—特朗普。他們由此建立了關係，並最終使班農謀劃了特朗普的民粹主義的勝利，成功入主白宮。班農也最終就任政府最資深的職務——首席戰略顧問(與白宮幕僚長雷恩斯•普利巴斯平起平坐)。

要確切瞭解班農將用新獲得的權力做什麼是不可能的。近來，他幾乎不理會採訪申請，包括我們的(白宮沒有回應我們與他對話的要求)。但他作為一名保守的電影製作人和布賴特巴特新聞負責人期間的所作所為，當能揭示出他的“美國應該是什麼樣”的宏大理論。從大量的班農自己的公開發言中——包括講座、採訪、電影等，我們可以構建出在特朗普時代，他所希望實現的美國願景的多個方面。

班農主義的三大信條

班農的政治哲學包括一個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要想成功需要的三個要素：資本主義，民族主義以及“猶太教—基督教價值觀”。這三個要素互相深刻地關聯着並且都至關重要。

班農説，美國正經歷着一場“資本主義的危機”(他多次用了“危機”這個詞，後面會詳細解釋)。資本主義曾代表節制、美國式的進取精神以及對基督教友的尊重。事實上，2014年班農在梵蒂岡的演講中稱，這種“受啓蒙的資本主義”曾是使美國有幸躲過二十世紀“野蠻主義”的基本原則。

然而，從這個受啓蒙的時代開始，一切開始變得糟糕(所以有“危機”一説)。這一下行的趨勢始於二十世紀六十和七十年代的反主流文化。“二戰後嬰兒潮的這一代人是這個國家有史以來被寵壞的、最自私和最自戀的一代人。”班農在2011年的一次受訪中説。

班農在其2010年編寫並執導的紀錄片《零代人》中，更加詳盡地分析了這個問題。該紀錄片通過一個個受訪者，逐步展現了出生在二戰後嬰兒潮中富有、年輕的一代人是如何損害甚至摧毀“資本主義制度”的。這一代人在物質上的需求被他們勤勉工作的父母所關照、滿足，而他們父母的價值觀則是被大蕭條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所塑造的。這導致的後果就是這一代人拋棄了此前創造財富的美國價值觀。這種觀念的轉變使得社會主義政策抬頭，加強了對政府的依賴而削弱了資本主義。

這種社會主義的設想還成功地滲透進了美國權力機構的最高層。“到上世紀九十年代末，左派已經佔據瞭如政府、媒體與學術界這些許多權力機構的主導地位。”彼得•施維澤，一位供職於班農的保守派智庫——政府責任研究所的作家在《零代人》中説到。“正是由於他們處在這些有權力的位置上，他們才可以擾亂資本主義體制，並實施一個事先就設計好的、最終會損害資本主義制度的戰略。”(當他談到“損害資本主義制度”時，影片的鏡頭出現了放大的“路西法”一詞，來自索爾•阿林斯基臭名昭著的墓誌銘。)

班農的思想和言行背後，藴含着他偶爾會提及的，十八世紀頗有影響力的愛爾蘭政治思想家埃德蒙•伯克的政治哲學。 伯克在《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思》一書中提出，一個成功的社會，其基礎不應該是如人權、社會公平與正義等抽象的概念。當已經被證明行之有效的傳統代代相傳時，社會才能最好的運轉。班農在恢復自由基金會演講時提到，出生於二戰後“嬰兒潮”的那一代人丟棄了他們父輩所證明的行之有效的真理與價值觀(民族主義，謙遜，父權/家長制，宗教)，偏好於新的抽象概念(多元主義，性，平均主義，世俗主義)，從而沒有承擔起伯克學説中的社會責任。

伯克和班農的共識在於，傳統之火炬不能傳遞下去，就會導致社會混亂。

新自由秩序

自由、世俗又具有全球思維的精英一掌權，就修改了民主機制和資本主義體制，從而加強了精英對權力的把控力和謀取利益的能力。正如班農很久之前給他們起的一個綽號——“達沃斯黨”，精英歪曲了資本主義的體制，正在掠奪各地中產階級應得的財富。

這種剝削的模式在2008年全球金融與經濟危機中發展至頂峯。在政府中全球精英的幫助下，華爾街沒有將財富用於增加國內就業和商業發展，而是通過投機取巧謀取利益。當由此造成的泡沫最終破裂的時候，不道德的政府又繼續將救助法案強加在勤懇工作的美國納税人身上。

這就是班農2011年在恢復自由基金會演講時提到的“服務於最富有人羣的社會主義。”他説道：“除這些人以外，這個國家剩下的是有常識的、務實的中產階層”。

這個國家還有“針對最貧窮人羣的社會主義。”他補充道：“我們建立起了一個完全無以為繼的福利國家，現在這釀成了一場危機。”

班農希望所有這些自由主義支持的“社會主義”能夠結束。班農還為美國CNBC主持人裏克•桑特利2009年那場措辭激烈、關於“挑水的人(支撐國家發展的人)和喝水的人(壓榨人民的人)”的著名演説叫好。那場演説引發了一場關注減税、財政緊縮與憲法權利狹隘闡釋的民粹主義運動，茶黨也因此興起。班農將茶黨精神融入了他對民主黨，也對共和黨犧牲中產階級的利益、任人唯親、貪污腐敗的批評之中。

“我們不認為在這個國家有一個正發揮作用的保守政黨，我們確實也不認為共和黨是這樣的政黨，”班農2013年在一個會議討論布賴特巴特新聞的願景時説道。“我們傾向於將華盛頓這座帝國之城、興盛之城看作有兩個集團或者説兩個黨派。一個是代表內部人士的商務黨派，另一個是由內部交易和新興貴族層組合，使華盛頓成為這個國家最富有城市的集團。”

簡而言之，班農主義認為，資本主義危機導致了社會主義、中產階級的痛苦，還使得當下這代人無法留給後代更好的未來，以完成伯克所説的社會義務。

猶太教—基督教價值觀

那麼美國人理應留給後代的傳統究竟是什麼？除“資本主義的危機”之外，班農最喜歡的詞就是“猶太教——基督教價值觀”。這是組成班農美國觀的第二個元素。

班農2010年的紀錄片《零代人》大篇幅描述了班農的“美國價值觀”，其很大程度上與茶黨的理想相符。但自2013或2014年以來，班農偶爾提及的美國價值觀重點，已擴充至包括濃重的宗教元素在內。他認為，美國—乃至整個西方文明—的成功運作，依賴於資本主義，而資本主義則依賴於“猶太教——基督教價值”的存在。

對班農而言，資本主義不僅使美國打贏二戰，還幫助重建歐洲，建立了美國治下的和平，他在2014年梵蒂岡會議上的演講中指出。但只有資本主義是不夠的。如果沒有一個猶太教——基督教道德框架限制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就會成為一股有害、不正義的力量。美國經濟衰退就是一個例證。

為重新恢復美國經濟的健康運行，修補已經割裂的社會結構，班農希望資本主義能重新以猶太教—基督教價值觀為支柱，他堅信此價值觀使美國在歷史上保持偉大。這種共同認可的道德體系，確保了商業投資不僅是為了人們自己的利益，而且也是為了本國工人與子孫後代的利益。

正如伯克的觀點，人權與公民社會並不是從抽象的東西中得來，而是從傳統中演化而來的。對班農而言，這種傳統就是上帝。由人來作為真理與正義裁決者的民族國家最終會發展成為由暴君統治的國家。“遏制政府權力的最後一道防線是上帝的教誨”參演《鴨子王朝》的費爾•羅伯特森在班農2016年參與編寫、執導並製作的紀錄片《火炬手》裏説道。這部影片充斥着羅伯特森所説的如果沒有宗教基礎，社會就會分崩離析的類似的格言警句。

需要注意的是，“猶太教—基督教價值觀”並不要求所有公民都必須信仰基督教。班農也並沒有表現出想要廢除美國憲法中政教分離和宗教信仰自由的內容。畢竟這兩條原則也是過去使美國成功的傳統。他認為，開國先輩們是以猶太教—基督教傳統而來的價值觀為基礎，來建立這個國家的。

為確保整個國家都接受這些價值觀，就必須通過重整民族主義，限制或者暫停湧入美國但不接受這些價值觀的人。正是通過美國民族國家的價值觀與傳統至上——班農主義的第三個元素，美國就能夠直接擊中全球、世俗“建制派”的要害。

民族主義

除了使自己更加富有並使窮人更依賴於他們，全球精英也鼓勵移民湧入美國。這拉低了美國的工資水平。移民勞動力提升了全球主義者以及他們親密夥伴的企業收益，卻讓本國的中產階級來教育、供養、關懷這些外國移民。精英主導的美好而多元的社會秩序反而來指責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認為這些思想是不包容、偏執的。由於缺乏先輩們的道德“指南針”，這種社會體制在相對主義層面太飄忽不定，以致於在這種體制下，仇恨警察的混混、外國的罪犯以及潛在的恐怖分子的權利得到提倡，凌駕於普通美國人的權利之上。這使得城市變成暴力的温牀，危害國家安全。正如一名受訪者在班農另一部紀錄片《邊境戰爭：一場針對非法移民的戰爭》中所宣稱的，“右翼視(非法移民)為廉價勞動力，而左翼視他們為輕易可以贏得的選票。”

歐盟深陷於幾乎為0的經濟增長危機與金融動盪，正體現了一種由精英所治理的全球主義體制的災難性命運。而這些精英並不向選舉他們的公民負責。

“人民，特別是特定國家的人民，希望看到自己的國家有主權，希望看到自己的國家有民族主義，”班農在梵蒂岡的演講中説。“他們不相信這種泛歐盟的體制，也不相信美國這種中央政府。”

民族主義因此成為一種機制，使得猶太教—基督教價值與傳統成為社會的一部分，因為民族主義完全是包容並蓄的。這意味着民族主義將不同背景的人團結在一個共同的“美國”自我認知之下。民族主義消除了少數族裔的身份，強調“所有生命都一樣重要”、“種族色盲”和反對平權法案。這一整套猶太教—基督教、民族主義的價值觀，防止了少數族裔要求獲得特殊權利。例如，《零時代》將2007年的房市崩潰歸咎於，因“黑人總是受傷害”的觀念而導致的危害資本主義、人們對政府依賴的行為。與此同時，因為馬丁•路德•金博士的人權觀念以基督教為基礎，紀錄片《火炬手》就歌頌他是美國傳統價值觀的典範。

自由派精英無處不在地強調多元主義與少數族裔的權益，以及對這些人羣在政治和經濟上的支持，限制了美國人共有的“美國性”。猶太教—基督教傳統的民族主義式微，也會使得美國變得衰弱。這不僅適用於美國，也適用於其他西方國家。正如班農2016年在一次南加州茶黨大會上所宣稱的,“時髦人士、投資銀行家和歐盟的那些傢伙，正是使猶太教—基督教的西方在歐洲倒塌潰敗的同一幫傢伙。”

不接受這套價值觀的人，在美國不應該受到歡迎。這一邏輯，構成了班農反對移民的基礎。他認為，移民缺乏民主的“DNA”，會危害到社會。

“他們不是傑佛遜式的民主主義者，”班農去年指向那些從穆斯林佔多數的國家前往歐洲的移民，據《今日美國》報道，班農説， “他們的DNA中，可沒有延續上千年的民主觀念。”這個邏輯或許證明了其關閉邊境，防止拉丁美洲移民(即便他們通常都是虔誠的天主教徒)進入美國的道理。

代際理論

班農在梵蒂岡演講時所提到資本主義的危機以及猶太教—基督教價值觀受到的危害，這兩件事並不是孤立的事件。班農認為這些事件是一種定期重複、循環發生的危機，而這些危機都不可避免地引發了大規模衝突和戰爭。

“這是美國曆史上第四次大危機，”班農在恢復自由基金會上講到。“我們曾經歷了革命，我們曾經歷了內戰，我們曾經歷了大蕭條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現在正是美國曆史上第四次大轉折。”

班農的這種觀點是基於尼爾•豪和威廉姆•斯特勞斯的學説。這兩位“業餘”歷史學家在1990年代提出了美國曆史的“代際理論”。這一理論通過約80年的週期循環——大概是人類壽命的長度——來觀察美國曆史。豪與斯特勞斯表示，在以80年為一個循環的週期中共有四個轉折點，每隔20年左右的時間裏，都有一種風氣作為其特點。這四種世風分別是“崇高”，“覺醒”，“分裂”與最終的“危機”。

這種理論過於模糊不清，以致於不能被證偽，因此並沒有被大多數的專業歷史學家認真對待。但這種理論從表面看很有説服力，因為它在某同程度上描述了美國曆史是怎樣從最開始發展到現在的。

歷史的代際理論如何符合班農的觀點也很清楚了，即猶太教—基督教價值觀的衰弱對這個國家有害。豪和斯特勞斯認為，在最近的一次歷史循環中，從戰後時期(班農特別喜歡的時期)的“崇高”，發展至60年代激進主義的“覺醒”，再到由於“覺醒”的激進主義所導致的個人主義的興起使得體制與共同的價值觀開始“分裂”。這一歷史進程將我們帶入了現今的危機，即在美國革命，內戰，大蕭條/二戰之後的第四次“轉折”。

如何解決這場危機：大規模衝突

紀錄片《零時代》中“轉折點”佔了很大的篇幅。“就像四季一樣，每一個轉折點都是必要的，”歷史學家大衞•凱撒在這部紀錄片中時鐘滴答、太陽昇起、蝴蝶破繭成蝶的資料鏡頭裏説。“城市興起，城市衰落;國家興起，國家衰落。”他繼續説道。

那麼這場危機到底是什麼？班農對危機的觀點已經更深化了。2010年，他認為危機是由2000年代以來累積的債務以及2008年金融危機所釀成的。

“我們社會各個層級所累積的債務給美國造成了目前所存在的最緊迫的威脅。”2010年班農在紐約的一次演講中提到。“不像全球變暖和衞生保健這些人為編造出來的危機，這(債務危機)是一場真正的危機，是一場會威脅到我們國家主權的危機。”

在2011年恢復自由基金會的演講中，班農宣示了美國面臨着“歷史上第四次最嚴重的危機，”那時他似乎仍然在暗指這場危機很大程度上涵蓋了始於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

但這場危機的內涵卻不止於此。通過將這場危機與美國獨立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等事件相比，班農似乎認為美國正不可避免地走向暴力衝突。班農自己和其他一些有關他的言論支持了這種論調。

紀錄片《零時代》採訪的歷史學家大衞•凱撒，也是斯特勞斯—豪的代際理論的倡導者。最近他在《時代週刊》講述了自己與班農之間的談話內容，其中包括班農對代際理論的軍事主義闡釋：

“(我們之間)更具有警示性的第二次交談沒有出現在紀錄片《零時代》中。班農對斯特勞斯和豪的代際理論對於國際和國內層面的意義已經清楚地思考了許久。在我們的談話中，他不止一次地指出之前三次危機都包含了一場大規模的戰爭，並且衝突的規模從獨立戰爭、內戰到二戰，越來越大。因此，班農預見一場規模更大、新的戰爭會成為當前這場危機的一部分，他似乎一點也不擔心這種預見會變成現實。”

讓我們順着代際理論的邏輯思考一下：如果“崇高”的世風只能在一場“危機”之後出現，且“危機”必須是一場規模越來越大的戰爭，那麼班農就得尋找一個現存的主要敵人。單是“達沃斯黨”稱得上是主要敵人嗎？在這場戰爭中要對付的敵人還有誰？

在2014年對梵蒂岡的演講中，班農更進一步，“我認為我們正處於一場資本主義根基的危機中。其中最主要的是，我認為，是我們正處於一場對抗伊斯蘭法西斯主義的全球戰爭的初始階段，”他説。班農補充道：

“也許這跟別人相比有點激進了……我認為你們應該對極端伊斯蘭採取非常非常強硬的立場……看看現在正在發生的事情，你們就會明白我們正處在一場大規模的戰爭中。”

班農的“反伊斯蘭法西斯主義的全球戰爭”

正如班農2016年7月所描述的，第四次文明大決戰—一場“全球存亡戰爭”將使“猶太—基督的西方”直面“伊斯蘭法西斯主義”，特別是對抗伊斯蘭國。但是，威脅並不僅僅來自於伊斯蘭國。

班農的言論以及他與包括帕米拉•蓋勒、羅伯特•斯潘塞等反穆斯林活動家的關係，使人們在印象中覺得這場戰爭的敵人也許就是廣義上的伊斯蘭教。正如《布賴特巴特新聞》2014年報道的，對於“伊斯蘭教對抗基督教的戰爭幾乎從伊斯蘭教創立之初就開始”這一觀點 ，“博學廣知的班農”(有些戲謔性的)以此為樂。班農之所以認可這個觀點，是因為伊斯蘭教是歐洲面對的比法西斯主義更加黑暗的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原因。他所支持的其他觀點還包括：美國一個宣傳穆斯林具有良好形象的非盈利性組織是為恐怖主義打前線的組織;2013年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的背後是波士頓伊斯蘭教協會的清真寺;美國穆斯林正試圖以伊斯蘭教法(沙里亞法)來取代美國憲法。

由於伊斯蘭教已經根植在了反基督教的暴力行為中，按邏輯分析，能確保美國的穆斯林不構成恐怖主義威脅的唯一途徑就是確保他們尊崇美國憲法下的法治並接受猶太教—基督教的價值觀。

“黑暗，達斯•維達，迪克•切尼”

班農的思想還有一些不清楚的地方。他的一些評論看似符合因果邏輯，其實含混不清，與任何更宏觀的願景都無法清晰的相適應。

例如，班農對《好萊塢報道》的麥克•沃爾夫説，“黑暗很好。”他繼續説：“迪克•切尼。達斯•維達。撒旦。那(黑暗)就是力量。”再比如，據《每日野獸》新聞報道，班農認為自己是一個想要摧毀一切以及所有現今建制(當權派)的“列寧主義者”。

“猶太教—基督教價值觀”這個詞語經常重複出現，這使我們確信班農並不崇拜撒旦。“黑暗很好”這句話又似乎意味着“在黑暗中”的感覺是不錯的。接着引述他的話，“只有當自由主義者和媒體犯了錯誤，雙眼被矇蔽，無法認識到我們是誰、正在做什麼事情的時候，黑暗才會幫助我們”。因此，如果人們將班農當作一個達斯•維達式的人物，使他能更容易地建立起他所説的受啓蒙的資本主義烏托邦，何樂而不為呢？

關於列寧主義者的言論，這似乎與我們目前瞭解的班農很相符：連保守的伯克自己都認為，在需要恢復舊價值觀的時候，推翻當權領導階層是站得住腳的。

因此，成為“黑暗”的反面力量所帶來的愉悦和他對“建制”的極度痛恨再次完美地結合在了一起。特別是班農對媒體的嘲諷，充滿了對傲慢、充滿優越感和天真的記者的痛恨。

去年十一月，在布賴特巴特電台的節目中，班農讚揚打進電話的聽眾和網站留言者的“洞察和見識”，同時對一個“自以為是”的紐約時報記者大加批判。該記者曾暗指，參加特朗普在密西西比州競選集會的民眾，估計連英國右翼民粹主義領導人法拉奇是誰都不知道。“120%參加集會的人都知道法拉奇這個“在全球民粹主義運動中受到人們崇拜的英雄是誰”，班農在節目中説道。最近，班農對《紐約時報》表示，“媒體應該覺得羞恥，所以要把嘴閉上，好好聽聽其他聲音。”他還表示:“我希望你們能引用這句話—媒體現在就是反對黨。他們不瞭解這個國家，到現在還不明白唐納德•特朗普為什麼成了美國總統。”

班農厭惡精英情緒的一部分也許來源於他曾與精英生活、共事。雖然班農經常會提到自己擁有哈佛和高盛的血統，但當他談到作為精英的那段時間時，他把自己描述成“局外人”(這個詞他早些時候曾用來描述他所代表的民粹主義運動)，遊走於特權階級併發覺了精英階層對普通美國中產階級人民的險惡用心。例如，班農在2014年對梵蒂岡的演講中説：

“我在高盛工作的時候能看到，在紐約有些人感覺自己與倫敦人和柏林人的距離，要比他們離堪薩斯人和科羅拉多人的距離還要近。他們更有一種精英思維：是他們而不是其他人，將要掌控世界如何運行。我將告訴你們，歐洲、亞洲、美國和拉丁美洲的工人並不相信這種精英思維。這些工人相信他們自己知道獲得體面生活的最好途徑是什麼。”

但是，班農這位廣義的復仇者，還有他聲稱的要擔當“被遺忘的”中產階級傳聲筒的角色，隱含着對於衝突的深層偏好。班農對戰爭和暴力很着迷，例如，他頻繁地提及在諾曼底的兩棲侵入，或者是他在擔任布賴特巴特首席執行官時，抽出上班時間為越南的武元甲將軍撰寫訃告。武元甲將軍領導了越南獨立戰爭，班農稱之為“人類所有戰爭中最血腥最艱難的戰爭之一”。特別是班農紀錄片的美學效果可以達到令人作嘔的暴力程度。《火炬手》就是一部血腥的代表作。(這部紀錄片裏包含了至少6個鍘刀落下的單獨鏡頭，停留在核輻射受害者身上的畫面以及納粹毒氣室大規模掩埋死者和許多伊斯蘭國殘暴的畫面。)

這對特朗普總統及政府意味着什麼？

甚至在2016年8月班農正式負責特朗普的競選事務之前，他的思想就已經滲入了特朗普的競選宣言中。如果有人質疑班農的觀點會在特朗普政府中發揮什麼作用，那麼過去兩週的時間回答了這個問題：總統的領導建立在班農世界觀的框架之上。

特朗普的就職演説，基本上就是班農批判性話語的電子提詞器版本。就職演説通常與向前看的樂觀主義產生共鳴，但特朗普的就職演説滿載了反精英的仇恨情緒。特朗普描述了一個班農主義的設想，“美國中產階級財富都被從他們家中掠奪，然後在全世界進行再分配。”特朗普聲稱的“我們國家被遺忘的男男女女”，其實是模仿出現在班農的紀錄片《零時代》裏的描述。

特朗普還連篇累牘地批判“建制派”只保護自己,而不保護美國公民免受金融危機的危害。“並且當他們在我們的首都慶祝的時候，對於美國那些舉步維艱的家庭來説，根本就沒有什麼可以慶祝的，”特朗普接着説道,“雖然我們使其他國家變得富有了，但我們國家的財富、實力與信心卻日落西山般的消失了。”

“美國第一”其實是班農經濟民族主義的口號。特朗普“聯合文明世界對抗極端伊斯蘭恐怖主義，將其從地球表面抹去”的誓言，其實是西方對抗“伊斯蘭法西斯主義”戰爭的思想經過提煉篩選後的版本。

還有更多的證據表明特朗普政府是建立在班農的思想之上的。特朗普曾説“《聖經》告訴我們當上帝的子民團結在一起，那是多麼的美好。”“最重要的是，我們都被上帝保護着，”底特律和內布拉斯卡的孩子們“受同一個萬能的造物主的恩惠而被施予生命中不可或缺的東西”。這些言論對於一個對宗教並不是很狂熱的人來説，似乎有些奇怪。然而，如果語境是《火炬手》裏班農所強調的，一個社會如果沒有上帝就會解體，這些言論就不奇怪了。

特朗普就職的最初幾天就迅速頒佈了一系列令人頭暈眼花的總統行政令。這些行政命令由班農和白宮政策顧問史蒂芬•米勒起草，其中許多都包含了“‘為便於新聞發佈’的部分，做出了(對新聞界的)誇張的要求。這在以往的行政命令中是不常見的。”鮑德温學院政府學教授安德魯•魯達勒威治(音)表示。

班農對伊斯蘭教的觀念似乎很可能影響了禁穆令的內容(禁穆令中包括“保護這個國家，禁止外國恐怖分子進入美國。”)該行政令再次回顧了前文提到的為何移民不是“傑佛遜式的民主主義者”，並就如何確保美國的立國之本和憲法得到包括遊客在內的入境者的擁護，提出瞭解決方案。在接受基督教廣播網絡的電視採訪時，特朗普表示相對於穆斯林難民，要優先考慮接收信仰基督教的難民，並且指責美國政府過去一直優先考慮穆斯林難民而不是基督徒難民(但這一觀點並沒有證據來支持)。一些人認為(比較有説服力)特朗普頒佈的禁穆令會帶來風險，讓伊斯蘭國為招募人員而宣傳的“美國正領導西方對全伊斯蘭教發起一場戰爭” 的言論更具可信度。

新一屆政府關注的另一個問題——墨西哥人如潮水般跨過邊境湧入美國所導致的危險—也是班農觀點“美國受到圍堵”的主題。儘管犯罪學與移民專家表示，大多數證據表明移民總體上的犯罪率要低於本國公民，但特朗普簽署的行政令依然宣稱“許多”非法移民“對國家與公共安全構成了極大的威脅”。那些主動與移民執法機構合作的“避難所城市”，只遣返被控有暴力和嚴重犯罪行為的非法移民，招致了班農主義式的批評：這些非法移民給美國人民和美利堅共和國的社會結構造成了難以估量的損害。”或者説，非法移民並不接受美國的價值觀。

最後，特朗普讓美國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這個由“精英”所支持的多邊貿易協定。這表達了對“美國工人”的特別尊重之情。這是班農主義經典的話題。

班農主義即將拉開帷幕？

班農欣賞象徵主義的力量。這種象徵性的力量曾貫穿於特朗普的競選，現在也很明顯地存在於特朗普政府的言辭中。畢竟，正如安德魯•布賴特巴特給班農起了一個著名的綽號——“茶黨中的蕾妮•瑞芬舒丹(演員、希特勒的御用紀錄片導演)”，他很清楚地指出班農是一個宣傳高手。同時，班農還是一位投機大師，從他職業不規律的變化就能看出來這一點。因此，特朗普就職演説和行政命令中所連續敍述的，可能僅僅是班農考慮在一段時間內激起民粹情緒的手段。這並不能反映出他要讓美國產生鉅變的真正計劃。

當然也可能，班農正將特朗普帶入他認為美國需要的“受啓蒙的資本主義”以及猶太教—基督教價值觀與民族主義的願景。

我們無法得知班農想要的是這兩種可能性中的哪一種，只有班農自己知道他到底想要什麼。但我們能夠確定的是，一個明確表示且有強烈意願希望“西方文明”暴力地再度崛起的人，如今具有實現這個願望的力量了。（作者 格温•吉爾福德、尼基爾•索納德 本文發表於2017年2月3日發表在石英新聞網，標題由譯者修改。譯者：艾瑋寧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研究實習員 審校: 韓樺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