嶽西寬:“文明對話”刻不容緩
作者:岳西宽
由新加坡炎黃國際文化協會、香港亞太二十一學會和北京大學東方學研究院聯合舉辦的“一帶一路”與東南亞高端論壇,在馬來西亞檳城盛大舉行,新加坡、菲律賓、越南、柬埔寨、老撾、泰國、印度、澳大利亞、美國、加拿大以及中國大陸、港澳台等地的52位學者雲集,以及東道主馬來西亞500多人與會,使得這個論壇成為檳城,也是東南亞國家有史以來最大的國際論壇。
“一帶一路”為文明對話提供契機
林祥雄:(會議主辦者,新加坡炎黃國際文化協會會長及北京大學藝術學院客座教授,主旨演講:“文明對話刻不容緩”)
中國與東南亞的經貿往來於種族遷徙歷史深遠,尤其是文化交流、物資互換與文化傳承,更是密不可分,而“一帶一路”自2013年落實實施以來,早已從東南亞區域啓動。
“一帶一路”能成為中華文化核心理念與價值的載體,實施與執行過程中能體現出“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胸襟與氣度,推行“厚德載物”的普世價值,為人類求福祉。在21世紀,文明把人類智慧推往宇宙尋秘,也試圖解密人類起源與生命的意義,“一帶一路”的跨越時空與顛覆性的政經文命運改變,因此文明對話,顯得刻不容緩。
東西方文化的差異源自其核心理念與價值以及對宇宙觀與世界觀。西方宇宙觀是“天人對立”,而東方的宇宙觀卻是“天人合一”,因此文明本質是和諧、謙讓、圓融的“文明對話”。
縱觀古今中外,國家版圖的地緣政治,天然資源的爭奪與市場物資的競爭與佔據而導致戰爭。歐洲自中世紀以來到文藝復興、工業革命、資本主義的形成,再到殖民主義,顯示歐洲主義與歐洲中心的政經強勢是築建在不熄烽火;反觀2000多年前中國漢朝開拓東西方的絲綢之路,所進行的文化與物資的交流與互換的和平、和諧之旅,充分體現了東方和而不同的謙讓、平等、互助的東方文化本質,兩者有天壤之別。
現在海陸海陸絲綢之路重現,體現東方文化的核心價值與理念。當地球村人民瞭解到人與人之間的文化交流與溝通,將消除隔膜與猜疑,達致相互理解與互信。
林冠英:(馬來西亞濱州首席部長,主旨演講:“一帶一路”在檳城發揮影響力,大陸建築公司取得143億工程)
中國推行的“一帶一路”政策已在檳城發揮影響力,不僅多家公司前來投資,更有多個建築公司成功取得高達143億令吉(約35億美元)的建築項目,希望通過契機,讓馬中兩地企業有更多的合作機會。檳城作為國際主要電子電器樞紐,獲得逾300家跨國公司投資;也吸引中國外資開始投資,如檳城晶科太陽能、晶澳太陽能、南通富士通微電子有限公司與AMD電子公司投資4.36億美元,更在檳城成立合資公司。
檳城與海南省是友好省州、和福建省廈門市是姐妹市,也積極參與中國“一帶一路”建設。中國多個建築公司已經在檳城取得了多項建築項目,包括修建公路、橋樑、水壩、填海工程和海底隧道。
這次在檳城舉辦的高端論壇,更關注藝術、文化與古,檳城將藝術視為能改變經濟命運的重要因素,所以有意向北京798藝術特區一樣,斥資3000萬令吉發展檳城藝術特區。“檳城作為世界著名的街頭藝術重鎮,有出名的壁畫及鐵線藝術,並且很快在光大擁有232公尺全世界最高的壁畫。同時,也擁有15家博物館,包括孫中山博物館及15家藝術館。現在也斥資2000萬令吉整修及修復濱州博物館”。
何亮亮:(香港鳳凰衞視評論版副總監兼資深評論員,主題演講:不明白“一帶一路”,西方媒體只知馬歇爾計劃)
“一帶一路”是中國版“馬歇爾計劃”,是非常正面的概念,“一帶一路”的產生是21世紀中華民族發展的宏偉計劃。馬歇爾計劃是二戰後美國對被戰爭破壞的西歐各國進行援助、協助重建的計劃,對歐洲國家的發展和世界政治格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除了歐洲,同期類似的緊急援助在韓戰後也在亞洲第一島鏈與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實施,受援範圍大部分是今日美國的盟邦。
在中國歷史上,宋朝是版圖最小的朝代,但卻是最文明的朝代。宋朝的人民教育及文化藉由高水準,而這朝代留下了優良的中華文化。為什麼中國領導人在早前舉辦G20峯會時,不選在上海或北京,選在杭州就是這原因。
現今伊斯蘭與基督教的衝突不斷,這種情況會持續多久大家並不得而知,但中國推動的“一帶一路”具有包容性,一切和為貴,與世界接軌。
“一帶一路”與東南亞----新加坡、馬來西亞、汶萊、菲律賓、越南、澳大利亞
饒美蛟:(嶺南大學榮休講座教授及原副校長,因長期對香港高等教育所作之貢獻,於2008年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授予銅紫荊星章,演講題目:“一帶一路”創意:新加坡、馬來西亞及汶萊三國的視角)
在東盟十國中,新加坡、馬來西亞(大馬)與汶萊三國有比較深厚的歷史因緣,這三國在獨立前均曾遭受英國的統治。二戰後及大馬成立前,英屬北婆三邦(沙巴、汶萊、砂拉越)、新加坡及馬來亞聯邦五地曾共用同一貨幣(“叻幣”)。此外,新、馬、汶三國是東盟十國中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人均GDP最高。同時這三國的國語均為馬來語,而伊斯蘭教則為大馬和汶萊兩國的國教。此外,在各國中,三國的華人比例也較高。
上述三國雖有不少的歷史文化背景,但各國的經濟結構迥異。此外,三國曆史上有不少的矛盾,馬來西亞與汶萊過去有領土爭議,新、馬之間亦有若干歷史遺留下的問題。
探討“一帶一路”(特別是“海上絲綢之路”)的創議及其與新、馬、汶三國的關係,必須以上述三國的歷史、社會與文化背景下作探討。
張玉安:(北京大學東方學研究院教授,,《東方文化集成》主編,演講題目:組建多遠族羣政黨是實現米路西延民族團結的必由之路---再談馬來西亞族羣融合的因素)
馬來西亞獨立以來一直實行單一族羣政黨制度,對此,旁觀者更多的是肯定和欣賞,認為這是馬來西亞政黨制度一大特色,誠然,這一政黨體制長期以來為維護馬來西亞各族的利益,建立多元民族文化,發揮了一定積極作用。然而也存在着某些難以克服的弊病,愈加形成影響族羣團結、國家安定,以致制約國民經濟發展的一大障礙。其實,實行政黨政治改革,組建多元族羣政黨,在馬來西亞各民族民眾之宗已經具有廣泛的共識。為此,順應民意,推動這一改革,是擺在馬來西亞個族羣領袖和民眾面前的一個重要課題。
蘇文菁:(福州大學教授,福州大學閩商文化研究院院長,演講主題:海上絲綢之路回顧與馬六甲海峽前景展望)
馬六甲海峽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其在世界海洋交通以及海上絲綢之路上的重要地位,馬六甲海峽上的檳城、馬六甲城與新加坡無疑是其代表。不同的族羣攜物產與不同的文化在此匯合,南亞個族羣、東北亞各族羣、華人與歐洲人無意識早就馬六甲海峽海洋貿易繁榮與今天格局的重要建設者。“海上絲綢之路”是亞洲海洋經濟文化共同體的“概念”,《馬來紀年》中的中國文化因素應該引起漢語學術界的重視,積極融入中國倡導的“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無疑是馬六甲海峽輝煌前景的保障。
內佈雷斯:(菲律賓雅典耀大學教授,曾任雅典耀大學校長,演講題目:“一帶一路”倡議框架下年輕人的領導和友誼建設)
當歐洲共同體的倡導者們創造出統一歐洲的願景時,他們首先做的事情之一就是促進青年一代在不同歐洲國家之間的旅行和交流。要麼認為,兩國未來的合作將建立在青年領袖彼此間友誼的基礎上。“一帶一路”為國家質檢建立合作和共同繁榮創造了巨大的機遇。我相信,這一倡議也能為我們青年領袖的團價和優異創造更大的機會。
我負責菲律賓雅典耀大學的Richardo Leong中國研究中心的工作,我們的重要宗旨之一實在菲律賓和中國的年輕人之間架設友誼的橋樑。多年來,我一直致力於在“10+3”背景下的友好合作關係。在1970--80年代我幫助建立和領導東南亞數學學會,並與中國、日本和韓國的數學學會建立了一個強大的、跨地區的合作網絡及友誼紐帶。我們是東惡魔南瓜大學網絡的積極成員。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的大學一直在與北京大學菲律賓語專業開展合作,並在我的大學設立菲律賓第一所孔子學院。我的理想是在我的大學和其他大學成立更多的青年組織,以“一帶一路”的經濟合作為契機,建立並促進年青一代的友誼。他們總有一天會成為領導者,我下午這些優異將成為國家質檢合作和信任關係的基礎。
杜進森:(越南社會科學院中國研究所前所長,越中友好協會常務委員,演講題目:論越中經濟“兩廊一圈”和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戰略對接)
越中經濟“兩廊一圈”從2004年提出來,包括:昆明,老街經濟走廊;南寧,涼山,河內,海防經濟走廊和北部灣經濟圈,經過了十多年推動已經取得初步成效。2013年,中國政府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包括:“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目前,“一帶一路”建設的禁毒和成果超出預期,已有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參與其中。截止2017年7月份,“一帶一路”沿線雙、多邊產能合作基金規模已經超過1000億美元。
2015年11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越南時,雙方同意推動餘額中積極“兩廊一圈”和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戰略對接並在此框架下的互聯互通合作。
這種對接一定要務實、效益、利益平衡的合作。合作的主要內容包括農業,科技,環境,交通運輸領域。合作方式要靈活,從小到大,從易到難,最終目的是有利於雙方全面戰略合作伙伴關係持續健康穩定發展。同時,也為這個地區和平合作發展做出貢獻。對越南來講,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內容應該把民心相通放在第一位,中國的周邊國家外交政策“親誠惠容”之中,“惠”字應該起核心作用,這樣會增進雙方的互相理解和政治信任。
楊國影:(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緬甸語專業副教授,演講題目:“一帶一路”倡議在緬甸的機遇與挑戰)
緬甸位於中南半島的西部,在中國和印度兩個大國之間,面向印度洋,有着漫長的海岸線,是中國十四個陸上鄰國之一,也是中國西南通往印度洋的唯一出口。這樣的地緣位置決定了緬甸對於中國有着重要的意義。發展同周邊國家關係是中國外交方向的優先方向。“一帶一路”是中國國家主席於2013年提出的一個戰略構想,以和平與發展為目標,旨在維護和加強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同時帶動周邊國家的發展。“一帶一路”一交通基礎設施的建設為重點和優先,契合緬甸發展的實際需求。
緬甸自2016年昂山素季領導的民盟政府上台後,國內首先面臨的是和平與發展兩大任務,而這兩大任務的解決的需要中國的助力,尤其是緬甸經濟發展面臨着基礎設施落後、投資增長緩慢、就業不足等問題,如果能搭上中國“一帶一路”的便車將會對緬甸的經濟發展有着重要的推動作用。而利用緬甸的優勢中國也能實現資金、技術、產能走出去的目標。從官方態度上看,緬甸對中國的“一帶一路”是歡迎的,而且還加入了亞投行。但具體實施起來有很多的細節問題需要解決,其中一些解決起來有難度,也使“一帶一路”的實施在緬甸面臨着不少挑戰,主要表現在:(1)緬甸國內的民族宗教問題(2)民地武問題(3)民粹主義的抬頭(4)投資環境方面的欠缺。
俞肇熊:(香港國際經濟和金融學會會長與國際貿易協作組理事,演講題目:中澳貿易投資發展現狀及展望)
進入21世紀以來,中澳貿易投資發展迅速。澳大利亞已經成為中國第七大貿易伙伴和第一大投資目的地,而中國也已經成為澳大利亞最大的貿易伙伴、出口市場和進口來源國。2015年6月17日,中澳自由貿易區協定正式生效,中澳貿易投資合作邁入新階段。中澳經濟在結構上存在很強的互補性,中澳簽訂自貿協定將會給兩國帶來前所未有的機遇,同時給雙方經貿合作提供了巨大空間,中澳自貿協定有利於進一步深化雙邊經貿關係,實現互利共贏。
但在中澳兩國貿易投資合作中,也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問題,如市場準入受到限制、諮詢溝通存在不暢、投資主體過於單一、投資領域過度集中等。
“一帶一路”與港、澳、台
張京育:(政治大學兼職教授,淡江大學特約講座教授,演講題目:台海兩岸,東盟與海上之路)
從歷史、人文、地緣經濟和地緣政治來説,東盟國家與中國具有密切的關係。東盟經濟整合加深,中國大陸三十多年來以來亦積極投入東南亞和東亞經濟一體化進程,併成為許多東盟國家最重要的經濟夥伴。絲綢之路經濟帶和海上絲綢之路的倡議更要透過與東盟的連接,奔向南亞、中亞、近東到歐洲與非洲,堪稱二十一世紀最具企圖心的國際倡議。此一倡議的具體內容,實施方式,各方反應,機會與挑戰為何,則是需要認真思考的。
台灣立足海上,歷史上與南北經濟體互動頻繁。1970年代末期兩岸關係改善後,台商主力多到大陸發展,對雙方經濟產生重大貢獻。然而由於兩岸政治問題懸而未決,台灣內部對於大陸關係的定位,仍持歧見。多時以求“西進”?“南進”?“兩岸雙贏”抑“分散風險”?政治圈、經濟圈、社會圈,各有是非。近日民進黨追求的新的南向政策其用以與做法如何?與東盟國家關係將如何發展?這都是需要認真研究、積極思考的。
楊春:(香港浸會大學地理系副教授,現任國際刊物“經濟地理雜誌”編委,“區域研究和區域科學”副主編,“萬隆:全球南部發展雜誌”聯席編輯,演講題目:中國—東盟產業轉移:紡織企業跨境生產和貿易網絡重組)
自2000年代以來,隨着生產成本的提高和勞動力的短缺,中國勞動密集型製造業逐步向東南亞國家轉移。基於貿易數據分析和深度訪談,研究發現:轉移至東南亞的服裝企業仍然以西方發達國家(美國和歐洲)作為最終產品市場。為滿足西方市場的需求,服裝企業主要從中國進口紡織品等中間產品,並進行簡單組裝加工,從而形成了新一輪的“三角式”生產網絡結構。
關峯:(澳門大學教授,演講題目:“一帶一路”與澳門)
透過《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加強南亞、東南亞國家的經貿活動,可以為澳門的積極多遠和長期增長提供有利的條件。為此,澳門現階段須裝備自己、迎接挑戰:推進澳門和珠江三角洲及國際的旅遊合作、堅強“中國—葡語系國家商貿和金融合作平台”功能、強化東南亞歸僑網絡和教育文化交流和更積極參與國際經貿組織。建議澳門成為“一帶一路”的積極參與者,讓世界認識澳門,也讓澳門進一步走向世界。
“一帶一路”綜合研究
楊保筠:(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現任泰國法政大學比裏帕儂榮國家學院教授,中國東南亞研究會副會長,演講題目:文化交流與中國----東南亞“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
隨着中國政府的大力提倡和相關國家的熱烈響應,由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日益引起人們的關注。但在該倡議落實過程中,民意是否相同,已經成為重要促進或是制約因素。為了推進“一帶一路”宏偉規劃,特別是中國與東南亞各國在“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的落實,大力推動中國與東南亞各國加強文化交流合作,已經成為促進雙方民眾之間的彼此溝通,進而有效落實該倡議建設的重要途徑。為此,應充分發揮中國文化在東南亞地區的歷史影響所產生的積極作用;以開放、包容的文化交流心態在文化領域中的各個方面繼續學習和汲取對方文化的長處和精華,強化和深化民眾間的相互瞭解和彼此理解。在具體實施中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文化交流時,應繼續重視和發揮東南亞華僑華人的橋樑作用。同時,我們也必須充分認識到東南亞各國的民族文化具有多樣性的現實,增強與這些國家的其他民族,尤其是主體民族的文化交流工作。
陳奉林:(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演講題目:從海上和陸上絲綢之路兩棲建設中尋求中國的發展)
從海上和陸上加快推進絲綢之路建設,是促進中國發展、實現和平崛起的有效途徑。無論從中國企業走出去,還是從保障中國石油及其他戰略物資供應,以及推進歐亞大陸南部形成新的文明中心來看,形成海陸絲綢之路建設的南北優勢,互為犄角,相互倚重,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現在的問題,是對這個具有重要意義的戰略進行具體謀劃、佈局與實施,形成以國家為主導,產、學、研、商共同參與的體系,長期被認為“停滯”與專制的歐亞大陸南部將發生歷史性鉅變,使世界進入由各國共同創造文明的新時代。
嶽西寬:(中國青年政治學院“一帶一路”戰略研究院 執行院長,演講題目:喀什和瓜達爾港-中巴經濟走廊上的兩個重要節點)
喀什具有五口通八國、一路連歐亞的地緣優勢,是中國“絲綢之路經濟帶”上的核心區;瓜達爾港,是巴基斯坦在印度洋上新興的一個重要港口。中巴經濟走廊是中國打通進入印度洋的通道,也是連通歐洲、非洲和中東的最短路徑。中巴正以中巴經濟走廊為引領,以瓜達爾港、能源、交通基礎設施和產業合作為重點,形成“1+4”經濟合作佈局。同時,建設中的中巴經濟走廊也面臨諸多風險,經濟風險,地質條件風險和軍事風險。(作者:嶽西寬 ”中國青年政治學院“一帶一路”戰略研究院執行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