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振鋒：當法理遭遇倫理

面臨高利貸者暴力討債、侮辱母親或親人，在沒有公權力救濟時，是否可以“拔刀救親”？法律與道德的衝突和協調，始終是縈繞於法學研究中的重要主題。

在中國，現代法治作為“西法東漸”的產物，它與革命、改革及其所伴隨的巨大社會政治變遷緊密交織，呈現出法律和道德不斷髮生緊張關係的樣態。在法學界極有影響的電影《秋菊打官司》與《被告的山槓爺》，以藝術的形式，將這種衝突描述得深刻而又生動。

法律與道德可能會發生衝突，但這往往是非常顯著的例外，大體上主要有這麼幾種情況。一是極端的道德困境。最典型的例子是，探險隊被困山洞數日，無法與外界聯繫，彈盡糧絕的情況下，能否通過抽籤決定吃掉隊友？一旦如此，在倖存者被救出之後，是否要承擔法律責任？對於這些極端道德困境，法律上如何應對，的確見仁見智，莫衷一是。

另一種情況是社會發生巨大變遷，新舊觀念或道德發生衝突，法律面臨尷尬。最典型的歷史案例是美國的種族歧視。美國從建國伊始，憲法就公然做出種族歧視的規定。南北戰爭之後的憲法修正案才規定不因公民的種族、膚色或者曾經遭受奴役而剝奪其選舉權，但直到20世紀60年代之後，美國在法律上才真正確立種族平等。

其實，最常見的是第三種情況，即在常規社會中，涉及倫理道德或價值觀方面的一些爭議問題。這裏面有法律未能充分反映道德所導致的模糊地帶，比如彭宇案中，在沒有充分證據證明年輕人是否撞到老人時，法院的判決不僅是一個法律選擇，也是道德或價值觀選擇。還有就是，常規社會下，法律與倫理道德也會發生緩慢變化，如果兩者之間變化不同步、不協調，也會導致衝突。比如在農村地區，婚姻法與彩禮習俗、外嫁女是否有繼承權等，就經常出現問題。

仔細分析這三種情形，我們實際上可以發現，從社會實踐上説，大多數時候，一個社會的法律事實上常常是與其主流道德和價值觀保持一致的。極端的道德困境主要是法哲學思辨上的價值，現實社會中很少發生，因此可能要交給臨機決斷、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可以暫且不論。社會大變遷所導致的觀念、價值和道德的變遷、衝突，法律可能會在一段時間內手足無措，但最終一定會追隨勝出的那種道德觀念。

因此，最有實踐價值的，實際上是第三種情況，即在常規社會中，在微觀個案上所發生的法律與道德爭議，我們該如何應對。

實際上，人類歷史已經以豐富的實踐做出了選擇，那就是法律永遠應該與社會的主流道德或價值觀站在一起。從長遠來看，違反社會主流價值觀與道德的法律，整體上要麼得不到實際執行，要麼最終因大多數社會成員的反對而改變。

但麻煩在個案上。一個複雜的情況是，倫理道德和國家、法律之間，在某些極其特殊的情況下，也會存在緊張。在古代社會早期，由於極其重視倫理道德，人類社會曾經存在過法律對血親復仇的寬容。但由於這會導致對國家權威的衝擊，甚至導致社會失序。後來，政府對血親復仇等涉及倫理的案件，在以公權力提供救濟的同時，態度也日趨嚴厲，將其視為與普通犯罪無異，僅可能在個案量刑上有所斟酌。一般而言，隨着現代社會的展開，國家越來越壟斷社會權威、合法性以及暴力的使用，原則上禁止刑事案件的私力救濟。而法律作為國家意志的體現，法官基本上遵從國法即可。簡而言之，文章開頭提及的案例，首先還是一種普通犯罪，這種認定是不容置疑的。只是在量刑時，可以對具體情節有所考慮。

幸運的是，我們今天處於一個社會或者主流道德與價值觀並未發生革命性變化的時代;尷尬的是，在全球化與現代化的交織下，我們也的確處於一個思想多元、觀念多樣、價值多變的時代。這樣的時代可能會導致迷茫，法院必須始終緊隨社會主流道德與價值觀，並按照最符合這種道德和價值觀，最有利於維護它們的方式作出抉擇。因為無論哪個國家，一個共性的現象是，在常規社會中，“法律是底線的道德”。(作者是《環球法律評論》雜誌副主編、中國法治現代化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