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強：舉報間諜義不容辭無可非議

隨着改革開放更加深入，我們的對外交往日益密切，普通中國人近年來進出國門已經像進出家門一樣方便。2016年中國出境旅遊的規模達到1.22億人次，同時外國入境遊客為2813萬人，再加上香港、澳門和台灣同胞11031萬人次，這可算得上是一個巨大的數字。

這種便利在促進我國經濟社會迅猛發展的同時，也對國家安全提出了新的課題：一些境外情報機關藉機加大了對我滲透顛覆活動，範圍程度更廣，危害更深;個別人利慾薰心，憑藉便捷的對外交往渠道，大肆出賣國家利益;利用互聯網等信息技術內勾外連進行竊密、賣密活動，手段更加隱秘。

這些新情況、新問題客觀要求必須徹底改變國家有關部門“單槍匹馬”上陣的局面，特別是在反間諜鬥爭領域，有必要在堅持羣眾路線這一優良傳統的同時，全面創新維護國家安全的工作機制。通過改進工作方式方法，真正把藴藏在人民羣眾中的無窮力量凝聚成反間防諜的鋼鐵長城。

從國家安全機關破獲的幾起典型案例中不難發現，被境外情報機關勾連策反併為之提供情報的犯罪嫌疑人，許多就是我們身邊的“普通人”。如果每一位公民都能夠提高警惕，通過“一張照片”、“一段信息”等，及時察覺並向有關部門報告這些“普通人”的各種竊密、賣密“蛛絲馬跡”，就可以極大地避免國家利益遭受損失。

需要指出的是，向有關部門報告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線索並不是所謂的“告密”行為。隨着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的加快，法律、倫理、道德等各個層面的理論實踐都已解決了這一認知難題。而且向組織檢舉、揭發他人的違法犯罪行為，其性質已具備了相當程度的權利屬性。

間諜行為與思想表達是截然不同的兩個概念，如果某一“秘密活動”涉嫌危害國家安全，以及“密謀”實施直接危害他人生命和公共安全的暴力與恐怖，那麼將這一類的“密”向有關方面報告，不僅無可非議，而且是每一個公民義不容辭的責任。

從這個角度來説，北京市近日發佈的《公民舉報間諜行為線索獎勵辦法》，雖然屬於地方行政規章，但也為我們提供了制度層面創新、發動羣眾參與到反間諜鬥爭的新視野。這部規章文本不但明確了公民舉報間諜行為的具體渠道和獎勵辦法，而且介紹了舉報間諜行為的信息甄別機制，以及對惡意誣告行為的懲處等等，使公民在面對間諜行為有了清晰明白的行為指引。

另一方面，普通公民也不必擔心這一《辦法》的出台就背上“知情不舉”不履行義務的負擔。按照我國法律規定，只有當行為人具有法律明文規定或是職務業務所要求的檢舉、揭發義務卻沒有履行時，才會構成不作為犯罪。

在“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到來之際，北京市出台這份法律規章，其意義更在於可以使每一位公民充分認識自己承擔的義務，從而自覺樹立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責任感，積極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定義務和責任，值得“點贊”。(作者是武警政治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