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木：她14歲入黨，大半生屢遭不幸

本文原刊於本週人民日報“金台唱晚”視頻

上個月，在我寫的《人民日報社首位殉職異國的駐外記者——鍾逢準》一文中，曾有一張配圖中有李冬柏，報社有老同志認出了她。這讓我記起這位去世近20年的國際部同事。她14歲加入中國共產黨，是報社同志中入黨時年紀較小的一位，也是報社離休幹部中很年輕的一位。回顧她的一生，早年有過閃光的歲月，但大半輩子屢遭磨難和不幸。

少女時代的李冬柏，追求革命，積極上進，12歲便參加我黨領導的學生運動，加入其外圍組織民聯，後轉為新民主主義青年團。14歲加入中國共產黨，1949年分配到北京市委組織部。她覺得自己文化水平低，想上學的念頭很強烈，在休病假期間沒向組織報告，一個人去哈爾濱打聽考學的事，其時他父親由北京調到該市工作。領導很不高興，批評她自作主張，無組織無紀律，而李冬柏年少氣盛，不肯承認錯誤。1950年底，單位黨組織決定取消其預備黨員資格，結論是“政治上幼稚、嚴重的自由主義”。

凡知道此事的人無不為老李感到惋惜，也認為這處分未免過重。但一切都無可挽回，老李到老也未能回到黨組織。按規定，被黨組織“除名”者重新入黨要難得多。

這無疑是個沉重的打擊，好在李冬柏性格剛強開朗，並沒有一蹶不振。1951年，她舅舅託人請當時知名作家草明幫李冬柏在東北聯繫個學校，因當時學校不招生，便介紹她去《東北日報》做見習記者。幾個月後，經組織批准，她考取了哈爾濱外國語專科學校。振作精神、勤奮好學的她，兩年後又轉到瀋陽俄語專科學校繼續深造。1954年因愛人調北京工作，她轉學到北京俄文專修學校。1956年分配到人民日報社國際部，先後在資料組、地區組任資料員、翻譯和編輯。工作順心，生兒育女，日子過得幸福平靜。

豈料命運再次跟她作對。1958年10月17日，由文化部副部長鄭振鐸率領的中國文化代表團應邀訪問阿富汗和埃及(當時埃及已與敍利亞合併，稱“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他們乘坐的圖—104客機在蘇聯卡納什地區失事，機組人員和乘客全部遇難，代表團成員中就有李冬柏的丈夫劉仲平，人民日報文藝部一位年輕有為的編輯。調到人民日報前，他任《東北日報》文藝組組長。丈夫的猝然去世，留給李冬柏一雙年幼的子女和無盡的思念與慌亂。

在報社同仁的撮合下，老李再婚，但愛人在天津上班，夫妻長期分居兩地，情感隔閡，更難有琴瑟和鳴，數年後終於分手，他們的兩個未成年的孩子，讓老李長年牽腸掛肚。

剛到國際部時，李冬柏給我的感覺是洋氣、清高、不好接近。一次跟她外出採訪，改變了我的這一印象。那次是去北京一家工廠為“工農兵戰地”欄目組稿。當時正值文革期間，瞭解國際新聞的渠道遠沒有現在多，讓那些體力勞動者對國際問題發表議論，實在是勉為其難。登在該欄目上的工農兵署名文章，很大程度上是編輯的想法借他們之口説出而已。老李不然。她用平實的語言像講故事似的介紹接下來要評論的事，也很會調動現場氣氛，啓發在座的人發言，很有親和力，使討論會開得挺熱鬧。新聞學中有“七分採訪，三分寫作”一説，當時我就想，如果給老李機會，説不定她會成為名記者。

大概不到 50歲，老李患上尿毒症，被迫病休在家。1997年中秋節，我代表部裏去家裏看望老李。她情緒樂觀，仍親切地叫我“小馬”，更執意要給我泡茶。從沙發上起身時，見我注意她腰間帶一個枕頭大小的透明水袋，便解釋説：“醫生讓我用這個辦法透析，效果差點，但不用老跑醫院。”

她很關心部裏的事，幾乎問遍她能記起的所有同事的近況。這不禁讓人有些悽然：她就像一隻離羣的鳥，眷戀着屬於自己的羣體、開闊的天空和片片樹林。但永遠回不去了。1998年8月18日，李冬柏與世長辭，終年63歲。(勞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