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純 楊嘉威：摘掉傳統標籤看當下歐洲政治

近來，隨着全球化的負面陰影不斷呈現和展開，尤其是英國脱歐、美國特朗普上台，以及意大利憲政公投的失敗等一系列標誌性事件的頻出，一些觀察者認為，在英國，是社會中下層民眾和本土中小企業贏得“退歐”;在美國，是鐵鏽帶的失業工人把特朗普送入白宮;這些現象表明以自由市場經濟為圭臬、華盛頓共識為標誌的右翼政治力量的失敗，預示着左翼政黨即將在歐洲迎來新的春天。

但事實果真如此麼？以筆者之見，分析當前歐洲黨派勢力的角逐，應當跳出傳統的左右界定窠臼。

不錯，從簡單的傳統左右政治分野的邏輯推理來看，歐洲左翼的崛起和輪流坐莊應恰逢其時。2008年以來持續困擾美歐的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不僅使其經濟復甦乏力，也使得成員國之間和成員國內部的收入差距凸現明顯擴大趨勢。2009年至2013年間，歐洲貧困人口從750萬迅速增長到5000萬。在傳統左、右劃界的政治分析框架下，這似乎是右翼政策的負面後果，而為青睞社會公平為特色的左翼政黨創造了茁壯成長的土壤。

但稍前和當下的歐洲政壇現實卻並未讓歐洲左翼政黨得到全盤鹹魚翻身的機會：在歐債危機荼毒歐洲的2014年，歐洲議會大選中，中右的人民黨團仍以221席維持最大政黨聯盟地位，中左不進則退，倒是極端政黨有所斬獲;在剛結束的荷蘭大選中，左翼工黨失去29席大敗虧輸;法國社會黨總統奧朗德民意支持率最低僅為4%，不僅自己被迫放棄競選連任，還連累本黨候選人在大選中敬陪末座。

目前位於歐洲政治舞台聚光燈下的恰是一批極端、民粹政黨和相對標新立異的政壇“新秀”，而拽取世人眼球的恰是他們突破傳統左右分野、反建制的政策主張。去年底，創立於2009年的意大利草根政黨“五星運動”等成功阻擊憲法改革公投，迫使時任首相倫奇黯然下台。在前段結束的荷蘭大選中，2006年成立、極端反穆的自由黨成為議會第二大黨。在法國，反歐盟、反全球化的國民陣線由邊緣黨派成為大選民調的領跑者，而其最有力的挑戰者馬克龍是高舉“團結左、右”大旗的獨立候選人。甚至在一貫警惕、壓制極右翼的德國，民粹黨派“另類選擇黨”在去年的州議會選舉中屢有斬獲，也有望在今年的大選中歷史性地獲得聯邦議會議席。

縱觀歐洲政壇的時下現狀，顯然並不能用簡單傳統的左、右翼分類來定性和描述。首先，這些新興的反建制黨派既有來自左翼，例如西班牙第二大黨“我們能”等;又有來自右翼的荷蘭自由黨和法國國民陣線。其次，它們的政策主張不再拘泥於傳統的左、右範疇劃分。法國國民陣線儘管在穆斯林問題上被定義為“極右”，但在經濟政策上似又吸收了左翼的傳統政策，主張反全球化，提高貿易壁壘，保護國內企業;馬克龍則聲稱左右翼的劃分是“無關的、過時的”，他的政綱中既有支持集體談判、不延遲退休等左翼政策，也有降低企業税等右翼主張。經濟政策上偏右，社會方針上追左。第三，最值得關注的是，它們不約而同地將突破傳統左右、“改變”作為自己競選口號和政策核心。

究其根源，無疑是民眾對現狀日益滋長的不滿，他們的主張一定程度上迎合了部分民眾的訴求和呼聲。“歐洲晴雨表”數據顯示，相比於危機前的2007年，民眾信任歐盟的比例從57%降至36%，信任本國政府的比例從41%降至31%。

面對歐債、難民、恐怖襲擊、“歐洲認同”和烏克蘭危機，以及老齡化、全球化、民粹和特朗普衝擊，歐洲傳統的中左、中右翼政黨的表現難以令人滿意：傳統左翼政黨的政策要麼機械執拗於社會公正等傳統主張而無力推進結構改革，難以推動經濟復甦，社會公平政策在債務壓力下也難以為繼。要麼，政策主張右傾已與中右政黨難分伯仲，失去號召力。加上官僚化，離底層民眾已久矣;傳統右翼政黨的新自由主義政策進一步加劇歐洲社會財富分配的兩極分化和社會階層的固化，為蔓延歐洲的民粹運動火上澆油。傳統政治精英，無論是來自左翼還是右翼，都無法給出令人滿意的解決方案。因此，儘管反建制政黨和勢力及其代表人物不少缺乏執政經驗和完善的政治綱領，但它們敢於直接喊出傳統建制政黨和政客不敢碰觸的激進口號，吸引不滿現狀的歐洲民眾拋棄傳統的左右翼，為其投票。

當前，反建制甚或民粹的浪潮一定程度上動搖了歐洲政壇傳統的左、右翼格局，左右混搭成為時尚。在荷蘭大選中獲勝的首相馬克·呂特大量吸收了極右翼自由黨的口號;在法國，勒龐和馬克龍均力圖淡化左、右之爭;在德國，似乎隨着舒爾茨代表社民黨出戰，左右翼競爭可能重演，但其吸引選民的也是一副“政治素人”新面孔和變革的信號。

因此，分析當下歐洲政治，應跳出傳統的左右翼定性框架，摒棄標籤化思維。更多關注政黨能否給歐洲當前面臨的多重危機開出針對性藥方，在經濟競爭力與社會公平之間實現平衡，呼應民眾求變的呼聲。對於在這一輪反建制和民粹浪潮中飽受打擊的傳統政黨而言，這是自我救贖的必由之路;對於一時間被推上時代風口浪尖的反建制政黨，這也是避免自己的輝煌曇花一現的唯一方法。(作者分別是復旦大學歐洲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歐盟讓·莫內講席教授，復旦大學經濟學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