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不勝防的家暴

3月20日，鄂爾多斯中院對備受矚目的女記者紅梅遭家暴致死案進行了宣判，被告人金柱以故意傷害罪，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從媒體報道出來的細節看，被告人金柱有家暴的惡習，在與被害人紅梅訂婚後不久即有毆打的行為，婚後家暴更如家常便飯，紅梅則因顧及面子、顧慮孩子及擔心家人遭報復而選擇了隱忍，終至在丈夫醉後的鐵拳下喪生。這樣的消息讀着實在讓人憤慨。而紅梅卻以自己生命的代價結束了她如噩夢般的婚姻，着實令人唏噓。

我國的反家庭暴力法是從去年3月1日實施的，該法所指稱的家庭暴力，雖是指“家庭成員之間”以毆打、捆綁、殘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經常性謾罵、恐嚇等方式實施的身體、精神等侵害行為，不過，在現實生活中，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則主要表現為女性、兒童和老人，而尤以夫妻關係中女性為受害者的居多。有些婦女因長期遭受家暴，在不堪忍受的情況下，只能選擇以殺夫的極端方式求得解決。比如2015年發生在雲南省武定縣的張殿如殺夫案，即是由於遭受其丈夫持久、頻繁的毆打、侮辱和謾罵卻又求告無門所致。在此期間，張殿如也曾尋求合法的救濟：她曾報警求助，而警察只是讓她住到旅社躲避，卻未對其丈夫進行懲處，有時警察還會以屬於家務事為由而不出警；她也曾向婦聯尋求幫助，婦聯也只負責調和矛盾，若離婚就建議她“去法院”；她向孃家人求救，卻又被勸説要“忍一忍”；當她鼓起勇氣想要離婚時，卻又擔心自己沒錢，打不起官司。在這樣的情況下，她終於將熟睡中的丈夫殺死。這些事件不能不讓人思考解決家暴問題的出路到底在哪裏？

在我國古代，雖沒有家庭暴力的説法，卻有關於“夫妻相犯”的情形，而在“夫為妻綱”這樣的大原則下，夫妻之間的不平等是天經地義的，丈夫對妻子的虐待雖有一定的法律規制，許多時候卻由民間自行處理。據錢泳宏博士《清代“家庭暴力”研究——夫妻相犯的法律》一書介紹，清律賦予丈夫對妻子最大限度內的權利，“對於夫犯妻，除非涉及人命、貞節或造成重大傷害，官府一般不予理會”，只有“當夫對妻做出賣休、典僱、抑勒與人通姦、有妻更娶、殺妻等行為時”，清律才給予夫以相應的懲處。而在現實生活中，面對丈夫的種種虐待，妻子的反應或者默默忍受，或者進行反抗，或者選擇自盡，無論何種情形，均以付出慘烈的代價而告終。對那些“順從”者的鼓勵，則是在她們死後編入“列女傳”，作為女性學習的榜樣。

即便是在早已全面實現現代化的美國，女性也經常是家暴的受害者。在《二十世紀美國法律史》中，勞倫斯·弗裏德曼曾介紹了上世紀七十年代女性運動興起時，家庭暴力問題的嚴重程度。他説，雖然在每個州毆打妻子都屬於犯罪，但警察通常對介入家庭事務都很勉強。許多死於家暴的女性在受到醉酒或發怒的丈夫或男友一連串可怕的虐待後，雖會一再打電話報警，然而，警察或者選擇不介入，或者只是敷衍了事，只有到了緊要關頭才可能干預。而所謂的“緊要關頭”，就是一些警局所奉行的“縫針規則”：即只有在女方受傷的傷口嚴重到必須縫針時，丈夫才會被逮捕。不過，“被虐待婦女”成為一項抗辯理由的法律改革，對女性在遭受虐待後其權益的保護多少還是有益的。弗裏德曼認為女性並不經常犯下謀殺罪，如果她們真的動手殺了人，那通常是因為她們覺得自己處於被虐待而且無望的狀態之下。有些婦女主張在丈夫或情人熟睡時槍殺了他的行為只是屬於一種“正當防衞”，而陪審團也相信“死者在熟睡的時候，不過是一段持續性暴力的短暫間隙”，法官也對殺夫女性抱有同情，因為雖也有人質疑受虐婦女“為什麼不逃跑”，法院的解釋更能還原受虐婦女的處境，因為“她們不敢逃跑，也沒有地方可逃，沒有地方可以躲避暴力和暴怒”。

無論是清朝的婦女，還是二十世紀美國的女性，也無論是內蒙古的女記者，還是雲南的農家婦女，在面對家暴時，竟是一種穿越了時空般的“無處可逃”和“你死我活”的慘烈。古今中外都有法律對家庭暴力進行預防和規制，卻又都因其執行的乏力而形同虛設。本來在家庭這一領地中，人們需要保有更多的私隱，並不希望也不願意有外來人的干擾。然而也正是這種私密性，使得家暴本身也具有了私密的性質，這也就使得家暴變得防不勝防。

在我國去年開始實施的《反家庭暴力法》中，“人身安全保護令”的申請適用被稱為一個亮點，但其實效卻並不如人們所預期的那麼明顯，而要破解家暴頻發這一難題，仍需從多方面着手。組成每個家庭的人具有不同的品行和性格，濫施家暴者顯然存在人格缺陷，對這樣的人在法律干預的同時進行心理的干預，或許才有可能遏制其家暴傾向的故態復萌。但願世界上少一些紅梅或張殿如這樣心驚肉跳的悲劇，畢竟家庭應該是人們心靈休憩和互相温暖的港灣，而不應成為男女雙方比拼體力的競技場。(馬建紅 法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