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報：誰把未來的“李達康”打磨成了庸碌的“孫連成”

隨着信息時代的來臨，以適應工業社會政府治理為主要目的的理性官僚制自身日趨僵化，顯得不合時宜，面臨嚴重信任危機。

熱播劇《人民的名義》之所以廣受歡迎，不只在於捧紅了GDP耿直守護者達康書記，刻畫了小官鉅貪趙德漢、政治野心家祁同偉、官場老油條高育良，還在於它細膩地描摹了當下官員隊伍中的眾生百態。

劇情中有一個角色為觀眾所忽視，這就是光明區區長孫連成。孫連成本有機會成為李達康一樣的能人，卻成了“廉而不勤”的庸官（此處的“廉”也只是相對）。他在重要崗位上“為官不為”、尸位素餐，一番“拖字訣”的功夫好生了得。編劇周梅森以黑色幽默筆法將他的精神歸宿落腳到浩渺星空的天文學觀測上。最後在達康書記舉辦的“懶政學習班”上，終於“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

在高壓反腐態勢下出現的“懶政”現象，是值得關注的另一個極端。有“勤”無“廉”，政失之於公，有“廉”無“勤”，政失之於慵。這是現代官僚制的一種自我異化。

官僚制是一種依照職能和職位的高低位階不同對權威資源進行合理配置，以層級製為組織形式，以專門化的職業為管理主體，以理性設置的制度規範為運作規則的管理模式。當我們對官僚作風、官僚主義充滿義憤的時刻，絕不要忘記，這與作為一種制度的官僚制其實是兩碼事。官僚制不是從天而降、平地而起的，其大範圍應用與深層的時代需求相吻合。19世紀，官僚制已在歐洲盛行，到了20世紀，它的發展成了一個自覺的過程，並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效率失靈的問題，進而在世界範圍內產生了久遠而深刻的影響。

理性官僚制的優點是與政府在現代社會中的重要性捆綁在一起的。隨着信息時代的來臨，以適應工業社會政府治理為主要目的的理性官僚制自身日趨僵化，顯得不合時宜，面臨嚴重信任危機。

其一，繁多而陳舊的規章制度和工作程序越來越多地構成了工具理性對價值理性的覆蓋和侵蝕。官僚們只願例行公事地秉持“理性”的教條，而喪失情感的關照，人本的初衷不見蹤影。隨着價值意識的缺失，官僚個人的責任倫理越發淡漠，沒有擔當、不敢決斷、壓制創新、偏好保守、逃避自由，導致整個官僚體制的僵化和異化。

其二，過分強調政府的社會職能，過度緊張並放大了市場失靈的程度，在有意無意地對市場失靈的修補過程中，膨脹性地向整個社會擴張官僚制的控制力。即便以最大的善意去想象官僚制，認為政府為最大多數的最大福利而糾正市場的失靈，提供和生產公共品，也應看到很多公共品也是可以通過企業而非政府直接提供的。由於目的鏈和價值鏈過長，需要對一個美好的終極目的逐層分解，但在目的實現過程中，逐一背離最初的目標，轉化為官僚制下不同部門的特定目標。於是，政府對社會生活的廣泛介入就為權力異化造成的腐敗現象創造了條件。

其三，打開了理性自負與僭越的“潘多拉魔盒”。現代官僚制以統一的文憑或考試認定的技術資歷作為錄用人才的重要基礎，這是對前現代社會的親貴原則的有力打擊，消除了傳統社會具有狹隘特權的特殊羣體的優勢，並使各種職業向有才能者全面開放，實現了普遍的形式平等。然而，這種對學識和教育水準的單方面強調，也在製造着新的麻煩。被選拔上來的官員容易對其自身的能力、專業知識技術和不對稱的信息優勢過度自信，誘發知識人內在的理性自負和盲目的改造衝動。

其四，在理性官僚制的機械性、單向度以及形式合理性背後，隱藏着實質不合理性。當人成為機械的官僚機器的一部分，終日憂思於個人的升遷流轉，便不再有不忘初心的恢宏視野，不再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平和心態，只會陷入喪失判斷力、實踐力、審美力的困境中，更傾向於放棄理想信念、逃避道德評價與推卸政治責任。沒有了反思能力和批判精神、安於“一地雞毛”的官僚化生活的大小官吏們，是政治冷漠的幫兇。這種政治領域的“摩登時代”，就是異化了的官僚制規則充分展開自身，並向其他領域影響和滲透的過程。這種政治過程的非人格化和去個性化，與早期的工業革命中對工人的“機械化”使用並無本質的區別，足以把每一個鋒芒畢露的李達康打磨成庸碌的孫連成。

在現實中，我們很容易觀察到缺乏理性精神和法治意識、拍腦袋決策、經驗主義、越權辦事、任人唯親等前現代現象，與行政審批的繁瑣冗雜、官僚規模的自發膨脹、行政官員的懶政怠政等現代“官僚病”這兩種極端並存的局面。這種看似矛盾的現象本身，一方面昭示着我們正處於一個快速轉型的年代；另一方面也提示我們，必須執兩用中——以人民的名義對官員的廉政、勤政同時問責，並堅持把問責制度化、常態化。唯其如此，方能不辜負人民的期望。

（作者為上海財經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