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木：1976年，我在巴孟感受國內大事

1976年，中國大事頻發引世界矚目。從1月到9月，三位開國元勳周恩來、朱德和毛澤東相繼逝世;10月，作惡多端的“四人幫”垮台;7月28日的唐山大地震奪走24萬人生命。這一年，我在巴基斯坦等國任常駐記者，耳聞目睹了這些大事在友鄰的反響，感受深刻，歷久難忘。

總理去世的消息，令人悲痛又驚愕

1月8日，從廣播裏得知周恩來總理去世的消息，我們既悲痛又驚愕。從1975年下半年起，在巴基斯坦就有周總理要訪巴的傳聞，傳得多了，我們信以為真有其事，哪想到這只是巴基斯坦的一個願望。

周總理曾4次訪問巴基斯坦，在這個國家威望非常高。1956年12月第一次訪問時，達卡舉行盛大歡迎集會，20萬人到場，相當於該市人口的1/3。

在巴基斯坦國父真納陵墓紀念堂中唯一的一件外國贈品，是周恩來總理贈送的禮品，一個巨大的鎦金花枝形吊燈。

周總理去世不久，巴方就出了一本大型紀念畫冊，歷數他對中國革命和建設的豐功偉績以及對世界和平和中巴友誼的卓越貢獻。為悼念一個外國政府首腦而出畫冊，巴基斯坦沒有先例。

布托總理，是毛主席會見的最後一位外賓

巴基斯坦以最高規格悼念9月9日去世的毛澤東主席。時任總理布托第一時間發出唁電，稱毛主席“瞭解巴基斯坦人民的希望和願望，並在他們危難的時刻堅定地站在他們一邊……他的偉大的人格將永遠是我們力量的源泉。”

這無疑是由衷之言。布托總理是毛主席會見的最後一位外賓。1976年5月下旬布托訪華，因毛主席身體狀況不允許，他來了好幾天也未安排會見。在離開中國前他又一次提出希望見到毛澤東主席。得到秘書的報告，毛主席點頭同意。他坐着和布托握手，對客人説：“我不大好，腿不大好，講話也不大好。”布托説：“主席創造了偉大的歷史”，毛主席回答道：“沒有做出多少成績。”

毛主席逝世後，布托以總理的名義在當地最大的報紙上發表長篇紀念文章，文中説：相繼辭世的三位中國偉人，是上天派給中國的，他們已使中國有驚天動地的變化。如今使命結束，上天召回他們，伴隨的也是地動山搖。

中國領導人的相繼去世，巴基斯坦一次次被悲痛氣氛籠罩。在使館設靈堂的那些天，前來弔唁的各界人士排成長隊，在低沉哀婉的哀樂聲中，有低頭啜泣的，有放聲痛哭的，有匍伏在地磕頭不止的。使館人手少，我們也被排班陪祭，一站兩三個小時，氣氛悲愴，令人刻骨銘心，以致日後好多年，我就怕聽到哀樂，不敢參加任何追悼會。

唐山大地震，悲劇色彩的信息讓人揪心

對唐山大地震，巴基斯坦舉國上下表現出親友般的關切和同情。巴政府提出，願向中國提供任何幫助，媒體稱：中國的災難就是巴基斯坦的災難。巴沒有自已的常駐中國記者，有關地震的消息全都源自西方媒體，而西方記者報道災害向來是誇大其詞。在他們的筆下：唐山已被夷為平地，立着的建築物寥寥無幾;受強震波及，天津損傷嚴重;北京也有房屋倒塌……這些充滿悲劇色彩的信息，讓家在這些城市的同志格外痛苦揪心。當時，中國正在為巴國新首都建一個大型建築，由天津市承建，上百名中國施工人員大都家在天津。不斷傳來的壞消息，使他們心中如焚，很多人吃不下睡不着，有的甚至當眾失聲痛哭。

在煎熬中終於盼來喜訊：一封封國內派出單位的電報發到使館，電文很簡單，但字字千金：某某同志，你全家平安，勿念。那些日子，有過這番經歷的，對家和家人意味着什麼，有着可遇不可求的深切體驗。

孟加拉國媒體報道，“北京逮捕了‘四人幫’”

粉碎“四人幫”的消息，我們是在孟加拉國第二大城市吉大港採訪時得知的。那天，當地記者協會為我們舉行歡迎酒會，期間，一位當地記者走到我身邊，示意讓我跟他出去。在廳外，他遞給我一張報紙，頭版一條消息的標題赫然在目：北京逮捕了“四人幫”，文中説到4個人的名字。

回到住所，老袁問我對消息真實性的看法，因為我前兩個月剛回國休假。我説應該是真的，我在北京時，儘管正在“追查謠言”，但很多人在言談話語間公開流露對那幾個人的痛恨。何況，一些世界主要媒體都報道了此事，它們不會把這當兒戲。

當時使館尚未得到國內的通報，對這一重大敏感問題如何回答外國人的詢問，必須有所準備，我們兩人的一致意見是，含糊其詞，來外交辭令。在孟採訪，我們被當成“總統的客人”接待，受到與身份不符的過高禮遇，大概是出於對“國賓”的尊重，始終沒人問這個問題。

不過，有件與此相關的事，值得一説。那時有幾位中國留學生在達卡大學學習孟加拉語，他們從學校緊急趕到使館，向主管單位文化處領導請示：外國同學對此事很有興趣，問這問那，該怎麼回答？該處一位領導不假思索地説：告訴他們，是謠言!不久，北京將“四人幫”倒台的消息公諸於世，那位領導和留學生一起陷入尶尬，隨之而來的批評、嘲諷、悔恨、埋怨，可想而知。這件事聽説成為警示外交人員的一個案例：對重大問題不能感情用事，信口開河，妄加評論。我等雖非外交官，同樣受益。(勞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