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志勤：風險防控，“公章”之殤

最近發生的民生銀行北京航天橋支行“飛單”事件，又一次引發了對金融市場風險管理的討論。人們都在糾結和不解之中：為什麼天天講風控，日日説嚴管，怎麼如此的違規違章卻是前赴後繼，層出不窮，而且一波盛似一波。究竟是法律太無能，還是法人太大膽？眾説分雲，莫衷一是。我們估計，討論歸討論，處理歸處理，市場歸市場，各種勢力依然會選擇繼續搏弈。

在此案中，我們除了看到平常案例中常見的因素：管理不嚴，監管缺位，違規操作，內外勾結等，我們還是看到了“公章”的身影，當然在這個案例中“偽造公章”又成為一個不可缺少的角色。 “公章”真是一個令人愛亦招人恨的物品，有它未必一路暢通，無它肯定寸步難行。曾幾何時，“公章”成為中國社會交流的最主要的公信物和執法棒。我們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凡涉及商業商務，結婚生子，上學入托，存款貸款，幾乎都離不開“公章”伴隨左右。“公章”雖不能發聲行走，卻具有無限的生命力和生殺大權。我們似乎正陷入一個“公章”社會，是該樂乎，抑或悲呼？或悲樂兼有之？

在過去屢次發生的各種詐騙案中，“偽造公章”都是不可缺少的“主犯”。在前幾年的山西，安徽金融詐騙案中，一個澱粉製品廠的王某，利用“偽造公章”分別從銀行套現4億元，和10億元巨資用於個人消費和放高利貸。他實施詐騙的手段相當簡單：私刻某企業公章，騙取銀行信用，獲得貸款。同類案件很多，除了必須有銀行人員充當“內奸”之外，這種“偽造公章”則是不發聲卻是最關鍵的“犯罪”助手，成為詐騙屢屢成功的關鍵。我們不妨逆向思維一下：公章本無罪，為何總蒙冕？我們是否到了重新為公章定位的時候了？我們的風險控制是否不再以“公章”為第一道防火牆？

據考察，中國的“公章”史已經有4千多年的發展史：始於堯舜的鳳凰背景圖案，成形於秦朝，發達於漢朝。一度成為官府，官員地位的印證，所以有“官綬”，“官印”之功效。隨着商品交易的發達，個人之間的信用開始用“印章”作為憑證。發展到現代社會，公司企業之間的信用基本都是以“公章”為準。“公章”就這樣被演化推上了聖壇，成為社會交流，貿易交換，合同驗證不可缺乏的角色。這在中國尤其如此。 但是，在很多國家，“公章”並不是那麼盛行，或地位如此不可撼動。許多企業簽訂商業合同不蓋企業公章，而是以法人簽字為準。而“公章”僅僅是政府行政部門之間在例行公事之間可能會用“公章”。在許多私人企業家看來，企業公章和財務章屬於內部機密，只針對税務，工商和緝核部門有用，一般不輕易對外公開，以防仿製偽造，造成商業損失。

“公章”的地位就是如此尷尬：一方視它為寶不可少，一方待它為秘不可泄。究竟哪個更有利於管理和監控呢？ 根據當前新的技術和新的交易系統出現，逐步讓“公章”退出歷史舞台，或許是個可以考慮的選擇。我們注意到，“公章”會成為銀行內部人員和企業財會人員手中的交易工具，這裏的潛在危險實在太大。儘管許多業務均採用“公章”與“簽字”並行，上下級兩級審核，四眼對證的管理模式，但是均不能阻止心有歹意的犯罪嫌疑人冒險做案。讓“公章”迴歸其本身的角色，更有利於風險控制。因為在當今技術條件下，仿造“印章”如真章並不是一個難事，但是卻使犯罪嫌疑人有了可乘之機。 我們必須加大對私刻偽造公章的行為加大法律懲處力度。根據刑法第280條相關規定，私刻偽造公章罪分別處於拘留，判刑和剝奪政治權利的處罰。很顯然，其中多數處罰較輕，不足以阻止少數人的“冒險一試”的衝動。

在金融機構內部特別要加強少數人內外勾結，對明知是假章，卻故意放行的內奸行為，加重對這類行為的處理，這樣會對內部人員犯罪僥倖心理產生強烈的震攝力。 儘管現代互聯網技術開始採用電子簽章等手段提高安全係數，但是破除高科技的黑客及相關企圖利用技術漏洞的人大有人在，切不可掉以輕心!尤其是在銀行間，企業間大額轉帳之間的驗證程序，不再讓無辜“公章”背黑鍋，成犯罪幫手，可以研究考慮啓用“六雙眼”加即時，實像，實聲“三實驗證”，是解放“公章”的有效手段。

如何管理“公章”，如何不讓“公章”成為風險的突破口，需要各界人士的智慧，讓“公章”不再成為被違規犯法的藉口和工具，是管理機構和社會的共同責任，利益和目的。讓偽造公章這個地下行業消失於無形，我們的社會信用將得到真正的昇華。我們充滿信心。(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