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追逃順應全球治理得道多助

隨着中國經濟、政治、文化等綜合實力不斷增強，恐怕沒有哪個國家願意繼續成為中國貪官的“避罪天堂”，選擇與中國合作，為中國追逃追贓提供便利和協助，成為越來越多國家順勢而為的適宜之舉。中國貪官從“不敢逃”到“不能逃”，下一步必然是“無處可逃”。

昨天是國際刑警組織中國國家中心局集中公佈針對100名外逃國家工作人員和重要腐敗案件涉案人的“紅色通緝令”兩週年。兩年來，“紅通令”名單上有40人陸續成功歸案，超6成為經勸返回國投案自首，其中包括原浙江省建設廳副廳長楊秀珠等輿論關注的外逃貪官。

從2014年首次發起“獵狐”行動，到2015年發起並持續至今的“天網”行動，中國從全球90餘個國家和地區，追回歷年外逃人員2566人，其中1283人是迫於強大政治震懾，主動回國自首或被勸返回國。經“獵狐”與“天網”兩大行動，貪官外逃年發案人數大幅下降，從2014年的101人降至2015年的31人，再降至2016年的19人。

貪官外逃人數之多，捲走資產數量之大，一度是中國國家形象的巨大負資產。始於兩年前的“紅通攻勢”，成為中國緝拿外逃貪官和反腐敗國際合作提速換擋的一個重要節點，並引發一連串蝴蝶效應。這得益於十八大之後，緝拿外逃貪官及整個追逃追贓行動，被納入反腐敗鬥爭和全面從嚴治黨的整體部署之中。

在此期間，中央成立反腐敗及追逃追贓協調領導小組，各省市組建“追逃辦”，紀檢監察、組織人事、公檢法司、外交、税務、財政等部門以及駐外使領館齊心協力，首次攥緊緝拿外逃貪官的拳頭，既緝拿外逃貪官，又紮緊防逃籬笆，追逃追贓工作機制和預防機制相繼建立，全國範圍內“不敢逃”的氛圍日漸形成，“不能逃”的機制逐步完善。

外交是內政的延續，國際追逃追贓是國內高壓反腐的必然延伸。追逃追贓從來就不是單純的國際刑事合作，也是基於國家間重大反腐鬥爭而開展的政治合作。此前多年，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西方國家，一直是中國外逃貪官的“避罪天堂”，中國從這些國家追逃追贓收效不大。經過持續的外交努力，中國與西方國家的追逃追贓合作不斷取得進展。以“紅通令”頭名貪官楊秀珠為例，她從中國香港出境，先後向新加坡、法國、意大利等國提出“避難申請”，都被以各種理由拒絕，最後流竄美國，也處於被“監視居住”狀態，直至被勸返回國投案自首。

正在熱播的反腐電視劇《人民的名義》中，京州市副市長丁義珍逃往美國後處境十分悲慘，丁的故事較多來源於楊秀珠等外逃貪官的真實經歷。應該説，中美開啓有限追逃追贓合作，對中國追逃追贓起到了明顯的“撬槓作用”，一些長期習慣於仿效美國的中小國家，後來為配合中國追逃追贓作出了切實的努力。

國家間引渡條約是追逃追贓最便捷的通行證。十八大之前，中外引渡條約簽約國數量長期難有突破，十八大後中外締結引渡條約駛上快車道。截至上月底，中國共與48個國家簽署引渡條約，與美國、加拿大等國的引渡商談也已啓動。全球另有60多個國家雖然未與中國簽署引渡條約，但都與中國就追逃追贓開展專項引渡合作且成效顯著。

順應全球治理大勢，中國的追逃追贓工作在機制上、道義上獲得了越來越廣泛的支持。去年9月召開的杭州G20峯會，一致通過了中國起草並引導G20成員國凝聚共識形成的《二十國集團反腐敗追逃追贓高級原則》。去年11月召開的國際刑警組織第85屆全體大會上，中國公安部副部長孟宏偉高票當選新一任主席，這是中國加入國際刑警組織以來中國人首次當選主席。如今，恐怕沒有哪個國家願意繼續成為中國貪官的“避罪天堂”，選擇與中國合作，為中國追逃追贓提供便利和協助，成為越來越多國家順勢而為的適宜之舉。

所有這些變化，歸根到底緣於中國經濟、政治、文化等綜合實力不斷增強。這些變化仍在繼續發生，中國貪官從“不敢逃”到“不能逃”，下一步必然是“無處可逃”。（潘洪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