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關鍵時刻靠這三個字能保你不死

台灣轟動一時的八里雙屍命案近日定案，四年前殘害兩條人命的謝依涵被判無期徒刑。本案歷經一、二審和更一審，都依強盜殺人等罪判謝依涵死刑。曾經三度被判死刑的謝女，在今年1月首度就被台灣“高院”更二審改判無期徒刑，4月19日，台灣“高院”駁回檢方上訴，判謝依涵無期徒刑定案。

謝女之所以能夠“死裏逃生”，是因為法官認為其在羈押期間“信仰耶穌、讀聖經”，認為她“可教化”。近幾年來，在台灣島內，“可教化”三字儼然成為一道“免死金牌”。

據台灣“中國時報”23日報道稱，犯下八里雙屍命案的謝依涵，因羈押時“信仰耶穌、讀聖經”，法官認為她“可教化”判免死定案；另曾義城不滿遭詐賭連害2命，也因“抄寫佛經、捐錢建廟”輕判25年。台灣民眾批評法官不想判死，想盡各種方法發揮創意，已成另類“台灣奇蹟”！文章並細數近兩年來輿論關注的死刑案件，只有犯下捷運瘋狂殺人案的鄭捷，以及刺死前妻、擄走6歲長女燒炭死亡的男子李宏基2人被判死刑定案外，絕大多數的死刑上訴案件，“最高法院”均一再發回更審。

對於“可教化”免死，在島內存在着很大的爭議。台灣親綠媒體“自由時報”曾刊文稱，許多廣受矚目的社會重大命案，常因法官認定被告“有教化可能”，就判決免死，備受人民詬病；針對所謂“教化”，新竹監獄副典獄長鄭秉先沉痛指出，很多殺人犯幾乎都是“裝出來的”，得知逃過一死後，在監獄仍是那張嘴臉，毫無悔意，對社會或是對被害人家屬來説，根本就是二度傷害。

那麼島內為何出現這麼多“可教化”免死的判決呢？台媒“中國時報”分析稱，由於二審法官不願讓死刑案件反覆遭“最高法院”打掉重來，只好選擇妥協，設法找理由幫冷血殺人的兇手求生，改判無期徒刑後，再上訴“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不僅免開庭“生死辯”，也可火速判免死定案，謝依涵就是最明顯例子。

台灣知名律師許文彬指出，其實，“教化可能性”根本不是法律所定的免死之量刑依據，法院如此判決顯然難昭折服。若成通案，豈不就是讓鑑定人扮演法官角色？因為只要鑑定人説“有教化可能”，被告就一定會被法官免其一死。如此一來，鑑定人的心理壓力太大了，自然產生“我何必當壞人”的心態。實際上所謂的“有教化可能”，也只是一種不確定的概念。

鄭秉先以其多年獄政經驗觀察認為，殺人犯抄經書、信教，然後告訴法官自己已經洗心革面，實在太抽象，這種人的演技超好，一旦談到賠償被害人家屬，就一定推託。法官對殺人犯的量刑認定很主觀，也不是很有公信力，連第一線的獄政人員，都不敢説受刑人出獄後“是否已經教化”，法官憑什麼説他們“可以教化”？

蔡英文上台以來，打着“轉型正義”的旗號在島內推行各種所謂的“改革”，可是在司法領域，蔡英文的“轉型正義”卻讓人看不到絲毫“正義”，反而是爭議不斷，民怨沸騰，真應了那句“改良改良，越改越涼”。

就在前不久，台北地方法院對“太陽花運動”攻佔“行政院”案做出一審判決，10名學運領袖全部無罪，11名衝鋒在前的學生則獲刑3到5個月不等。一樣判決兩樣情，讓人想起喬治·奧威爾《動物農莊》中的名句“所有動物生來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海外網（m.haiwainet.cn）港台腔分析認為，兩次判決，第一次等於否定了法律既有規範，第二次貌似否定了第一次，但同時又自我否定，自相矛盾。兩次判決，都可看出台灣司法被政治上下其手的痕跡，民主庸俗化，政治媚俗化，而司法迎合政治。

台灣民眾對於司法公正的信任度很低，“有錢判生、沒錢判死”並非只是笑話。民調顯示，2016年台灣人對法官的信任度只剩28.4%，不信任度高達65.4%，就連政治人物的信任度都比法官高。蔡英文利用未經“轉型正義”的司法來處理“轉型正義”的爭議的問題，恐怕終歸是一場笑話。

根據字典上的解釋，“教化”就是“教育感化”的意思，不知道在“司法改革”領域民怨四起的蔡英文是否有“教化可能性”。（整理/李鵬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