聾啞童在康復中心受虐“沒辦法”？

聾啞童在康復中心受虐“沒辦法”？

背景：猛搖身體、打頭、扇耳光，把孩子強按在廁所裏，威脅拉到褲子裏就讓他吃掉……院長言傳身教如何打孩子，多名老師抽孩子耳光或拿木棍打人，稱“為讓他發音哭出來。”令人髮指的一幕幕發生在南昌希望言語康復語訓中心。直到被曝光，該院院長還稱“自己是做好事”，“暗訪記者待了十多天，愛心温暖的畫面不拍，專門挑那些刺眼的博眼球。”

*錢江晚報發表陳進紅的觀點：*很難想象一個童年遭受到虐待的孩子，他的心理會有什麼樣的陰影，更何況受虐者還是聾啞兒童。而對於這些孩子會留下怎樣的心靈傷害陰影，也許這些老師根本不在乎。甚至這裏的老師並不認為這是虐待，而是為了孩子們好，“因為他不會發音，是讓他哭出來，聲音就會大一點。”老師沒有資格證，沒有經過專業特教訓練，這樣一個如地獄般的教育機構竟然存在了20多年。這樣缺乏師德的人坐到院長職位，暴露出相關部門對聾啞兒童教育方面的疏忽。數據顯示，6歲以下聽障兒童在中國有13.7萬，並且每年新增2.3萬。而特殊兒童教育機構嚴重供給不足。南昌市殘聯工作人員也表示，現在還不能直接關閉培訓機構，由於具有相關資質的培訓學校規模有限，如果一旦關閉，其中的50多名聾啞孩子就有可能面臨無學可上的情況。這就是為什麼院長堅信自己是在做好事的原因。解決特殊兒童教育問題的關鍵還在於兒童權益保障機制和相關問責機制的完善。

*小蔣隨想：*北京有這樣一家康復培訓機構。它是由傷友（脊髓受傷導致癱瘓的殘疾人之間的稱呼）組成的一個康復機構，專門對傷友進行包括心理、生理、自理能力等方面的康復訓練。由於是讓具有經驗的傷友對沒有經驗的傷友進行培訓，雙方的溝通障礙大大縮小，彼此能體會到對方的難處，有關培訓不僅較科學，而且有的放矢。該機構的培訓費用採用政府向社會機構購買服務的方式支付。換言之，不需要傷友承擔費用，由政府為傷友康復買單。該機構是傷友創辦的，由健全的志願者提供輔助，由民政部門提供無障礙場地，解決了一些傷友的就業問題，讓傷友迴歸社會的工作更加有意義。這個項目實現了較好的社會效益，值得更多地方的管理者予以關注和效仿。回過頭看本例，聾啞兒童在言語康復中心受虐待，令人憤慨與心酸。當地管理部門卻擔心關了“暴力培訓機構”，聾啞兒童就沒地方去了。如果參照前述的方式，由管理者扶持聾啞人創業與就業，讓經過專業培訓的聾啞人與健全的教師一道來培訓聾啞兒童，情況與效果會不會好些？殘疾人需要社會給予更多關懷與支持，幫助殘疾人康復並回歸社會，是在給有關家庭乃至社會減負。開展有關工作肯定有難度，但只要用心去做，就有解決問題的辦法和希望。

不合格網約車轉黑車，你怎麼看？

*背景：*北京網約車新政過渡期進入最後1個月倒計時。記者體驗發現，由於網約車平台根據政策對非京牌車的限制，“黑車”市場有抬頭趨勢。一些“黑車”司機明確表示，自己曾經是開網約車的，但是現在“不好乾”了，轉而開起“黑車”。高峯時段叫不到網約車，一些市民不得不坐“黑車”。

中國青年報發表任然的觀點：“黑車”重新抬頭，可以説是市場對網約車政策的一種自發回應。“黑車”數量在一定程度上充當着政策“温度計”的作用，由之也展現出不可忽視的治理警示。它説明，人們有着更高質量、更多元的出行需求，而互聯網時代的社會就業也需要網約車這樣的有益補充。相關管理政策的取捨若不能在這兩個方面作出足夠精準的回應，迴避其社會影響，已然難言妥善。網約車被視為一場社會出行方式意義上的變革，也是互聯網紅利在交通出行領域的一種重要表現形式。可在一些城市高門檻的准入條件下，這場變革的含金量還有多高，恐怕不容樂觀。因此，面對“黑車”的抬頭趨勢，相關部門不能只想着加大執法力度，更有必要對網約車政策加以重新審視，根據過渡期的市場反饋重新估量其給社會帶來的綜合影響，從而客觀評價政策的合理性與可改善空間，這或也是政策預留過渡期的最重要意義所在。

*小蔣隨想：*政策制定者八成會覺得，怎麼能向“黑車”增長低頭？高門檻規範網約車市場，擠出“不合格”的車與人，恰恰是本次網約車政策制定的本意。説到底，這是管理者與某些受眾對管理存在方向性的認知差異。甘蔗沒有兩頭甜。門檻低、價格低、供給足、服務好、規範化，在這些理想化的情形中，有些特性是相互矛盾的。很多時候，必須進行取捨。在取捨的過程中，不同的人的想法可能很不相同，這是一些政策引發爭議的原因。對管理者而言，規範化是致力的大方向。同時，應當避免“一抓就死”。在全面深化改革的當下，還要打破舊有的、飽受詬病的機制（像出租車份子錢、出租車牌照寡頭化），以此才能使某些政策的制定擺脱為既得利益者撐腰的質疑。公眾也要意識到，規範會約束隨意，包括安全、服務等在內的提升會帶來成本的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