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門”圓夢,“衡中模式”是墊腳石還是絆腳石

因浙江有教育界官員放言不歡迎衡水中學入駐浙江,衡水中學再次被推到了輿論的風口浪尖。有朋友推薦一些網文給我看,比如《圍剿衡水中學,毀掉窮人最後一個幻想》等。他很認同這樣的觀點,認為沒有衡水中學,窮人的孩子、落後地區的孩子,實現人生夢想和階層流動更難。

我理解一些人對衡水中學模式的認同。我認識一些20世紀70年代出生的人,他們在貧寒農家長大,當年就是憑着考上一所全國重點大學,畢業後得以進入大城市工作。如果不走高考這條路,他們在高中畢業後,要麼得沿襲父輩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生活,要麼得頂着“盲流”的標籤南下打工討生活。因此,他們對應試教育的程序公平抱着樸素的好感。

只是,與上世紀80年代相比,如今中小學教育的生態環境已發生前所未有的變化。像衡水中學這樣的國內一批“超級中學”,像一個個漩渦一樣,把其他地方的優質生源吸附進來,劇烈衝擊了其他地區的教育生態。事實上,這些“超級中學”斷送了更多“窮人”孩子的夢想。

我國貧困人口主要分佈在縣鄉,“窮人”的孩子主要就讀在縣鄉。不知大家是否還記得,20世紀80年代末,在我們這撥兒70年代的農村孩子上高中時,幾乎每個縣的一中都是響噹噹的。那時,國內比較有名的教輔材料來自火遍全國的黃岡中學。彼時衡水中學在河北省之外還是默默無聞。很多地級市也有一些名校,但它們在縣一中面前,並沒有太多“牛”的資本。如今,這些縣一中相當一部分名聲不再,辦學質量大幅滑坡。滑坡的大背景,是城市化速度前所未有地加速,很多孩子跟隨父母轉向城市讀書,直接的導火索,也正是由於一批“超級中學”釜底抽薪挖搶生源造成的,對縣鄉教育來了一場掠奪。

媒體曾經披露,為防止衡水中學搶生源,衡水周邊的一些縣市高中,趁初三上學期剛結束,就把一些成績較好的學生錄取為高中的“直升生”。有的縣甚至專門發文,禁止機關單位子女到外地就讀高中。但這些地方的“盾”再堅硬,也敵不過衡水中學的“矛”鋭利。衡水中學的“生探”無孔不入,很多優秀學生還是被他們弄走了。我去採訪過的湘南一縣級市,為了防止外面的學校尤其本市規模巨大的兩所民辦中學從各鄉鎮挖生源,使出奇招,規定小學六年級學生轉移到鄉鎮初中讀書,交由鄉鎮初中管理。

優質生源流失的同時,伴隨着一批優秀老師的出走,把縣鄉教育推入惡性循環。10多年前,我在洞庭湖區走訪時,不止一個縣的教育局長向我訴苦道,如果把這個縣外流到省會的優秀老師組合起來,操辦一個辦學質量較高的規模學校,人手沒一點問題。在當地,高中缺老師,就只能從初中老師裏挑；初中缺老師,就只能從小學老師裏挑。教育局長説,縣鄉教育陷入一種惡性循環,縣鄉尤其是鄉鎮學校的生源大幅減少。試問:縣鄉教育被“超級中學”衝得七零八落,更多的“窮人”孩子怎麼能接受較好的教育呢?畢竟,衡水中學體量再大,也只能擺得下一部分課桌。

有人贊同衡水中學模式,覺得它幫助窮人、落後地區的孩子實現了夢想。但問題是,衡水中學到底有多少孩子屬於“窮人”的家庭,屬於落後地區呢?衡水中學是否有過統計,可否對外發布一下這個數據呢?去年,國家認定的扶貧標準是農民人均年純收入2300元,這個標準比2009年提高了92%,把更多低收入家庭納入進來。像衡水中學這樣的“名校”,大多分佈在省會或部分地級市。這些年加速度聚集了大量的外地學生,他們的家境,當然也有條件很艱苦的,但可以説絕大部分條件不在“窮人”之列。

這個判斷,既與我們接觸瞭解的情況一致,同時也符合當前的應試教育邏輯。相當一部分孩子應試教育的分數,是家長掏出不菲錢財參加各種培訓換來的。“窮人”的孩子有多少能承受得起這些培訓呢?相比而言,要求高校招生時,拿出指標,定向對貧困地區降分招錄的政策,讓“窮人”孩子受惠的效果可能更實際一些。

最近,我擔任了一次面試的考官。其中一名考生,就讀於一所名牌大學,簡歷顯示她畢業於衡水中學。她對學校印象最深的是,學校每天把時間精確劃分,每個時間段要做的事規定得很清晰。學校設置了每天晚上“看”電視新聞的時間段,但她記得班主任經常站在窗户外面盯着學生,如果誰老是抬頭看新聞,就要上“黑名單”。雖然她反映的情況只是個人的感受,並不一定是衡水中學各位班主任的普遍現象,但多少也能夠傳遞一些信息吧。

儘管衡水中學對外宣稱它是推行“責任教育”,也舉出了一些素質教育的成功之例,但不能否認它使用的管理手段,如同半軍事化,它培養的方式,類似流水線式。這樣的管理、培養方式,是否尊重學生的個性,如何因材施教,怎樣激發幫助孩子們為長遠的“階層流動”打下堅實的基礎呢?很遺憾,這名畢業於衡水中學的“985”名校大學生,最終沒有通過面試。最終的面試通過者當中,有一名湖南本地“二本”的學生。從綜合素質看,幾位面試評委都認為,這個“二本”的學生超過不少名牌學校的大學生。

20世紀80年代末,在我們讀高中時,“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常被用來形容高考激烈競爭的景象。30年過去了,像衡水中學這樣的應試“名校”,因為工於“過獨木橋”,仍然風光無限,萬眾矚目,這不由得令人感慨應試教育的頑強生命力。當應試教育的機會和天價學區房、户籍等捆綁在一起,應試程序上的公平,反而成了固化階層利益的利器。事實上,對於絕大多數“窮人”的孩子而言,優質的職業教育對他們而言是一條更為現實的道路。社會階層的流動路徑應該有許多條,為什麼僅僅是應試教育“華山一條路”呢?“錢學森之問”難道不是對應試教育效果的拷問嗎?應試教育程序公平的盛名之下,耗費了多少社會資源,裹挾着多少孩子、家長的無奈呢?（段羨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