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亞文：世界遭逢知識危機，中國能做什麼

筆者這幾年在參加一些學術會議或交流時，經常有種強烈感受，就是很多人在説起中國、説起世界時，還停留在二三十年前甚至四五十年前的認識階段。現實情況是今天的中國與世界都在發生重大變化，它們的關係也在激烈調整中。現在，中國已不得不考慮在世界上扮演新的角色了。

百年來中國再次重思與世界關係

放到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近180年的歷史看，這是中國第二次要從世界的角度審慎面對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問題。第一次是在清朝崩潰前夕。鴉片戰爭讓中國人發現自己器物和經濟皆不如人，於是搞起洋務運動，以為把武器和經濟搞起來就能跟歐洲抗衡。但甲午戰爭敗給同一文明圈的日本，又讓中國人覺得自己制度不如人，進而由“制度落後論”延伸到中國文化落在人後，整個中華文明體系都有問題。

思想的轉變反映到實踐，就是1905年孫中山成立了中國同盟會。從那時起，中國人想拋棄以往數千年來的帝國或文明-國家傳統，而以民族主義的方式重建國家。民族主義思潮遂成中國主導性思潮，20世紀上半葉出現的兩大主要政黨國民黨和共產黨，雖然在意識形態和政治訴求上不同，但都是想在中國建立民族國家，以普通一員的身份進入國際社會。正是在當時精英階層的普遍意願下，19世紀末到20世紀上半葉，中國逐漸完成由帝國或文明-國家向民族國家的轉變。

100多年後的今天，拐點又至，中國需要重新思考與世界的關係以及自身定位，原因仍然在於，當今時代遭逢近兩三百年的前所未有之變。

筆者十多年前就提出：今天人類政治正在迴歸常規狀態。所謂常規狀態就是霸權逐漸崩潰、世界進入多中心甚至無中心狀態。最近十來年，霸權衰敗越來越明顯了，世界的混亂狀況也越來越嚴重。其中最危險的一點，或許在於大國關係愈發失去彈性，變得板結化。表現之一就是2008年歐美金融危機發生後，迅速向政治和安全領域蔓延。最近幾年亞洲兩翼不斷加劇的混亂場面，包括烏克蘭危機，很大程度上就是這種蔓延和轉移的結果。2003年伊拉克戰爭、2011年利比亞戰爭及隨後的敍利亞內戰、“伊斯蘭國”興起，不僅使中東亂成一團而且誘發了大國直接介入，世界局勢怎一個“亂”字了得。

世界亂局背後隱藏人類知識危機

世界局勢不斷加劇的混亂反映了兩種全球性問題：一是霸權崩潰與全球治理危機，以往的全球公共產品提供者一步步退場，全球秩序陷入失靈，新的國際公共產品供給者有待上場。二是秩序崩潰背後的制度體系與思想知識危機。二戰結束後，西方世界為應對自身及世界問題，做出一系列國際制度設計，並在知識思想上有過很多創造，進而在相當長時間裏為自身帶來繁榮、為世界帶來秩序。

只是這些制度和知識系統今天已拉不動世界這駕馬車了。20世紀下半葉以來的很長時間裏，世人對知識都有一種確定感，表現就是對西方制度安排及其背後的知識體系頗為自信。現在，西方連自身問題都處理不了，更何況世界問題，知識的確定性隨之走向終結。2008年金融危機後，整個西方主流知識界都陷入思想困境，對近代以來的西方思想知識體系及相關制度安排予以反思，認為它們已無力應對當下西方在經濟、政治和社會各領域出現的新難題。福山不是説了：自由放任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兩種模式在西方都不靈光了。

制度和知識危機的背後仍是時代之變，其中一個重要方面是世界的經濟關係已發生幾個世紀以來的激烈鉅變，導致過去行之有效的知識範式開始瓦解。過去，世界圍繞國際貿易形成一個體系，其主要內容是實體經濟，期間的知識和國際制度也是圍繞工業化的經濟形態以及雙邊或多邊國際貿易體系構建，包括國際組織、國際條約、國際關係等等。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以往所稱的工業化國家發生轉型，出現脱離實體經濟的虛擬經濟繁榮，其最大需求變成了掌握世界金融而非國際貿易體系。這不僅導致原有國際體系、國際制度失靈，也造成了知識思想的滯後。於是，整個世界就產生了兩種迫切需求：一是重建世界秩序，二是重建人類知識也即創新文明。

走出思想迷障才能開啓文明創新

世界“禮崩樂壞”之時，正好迎來一個改頭換面的中國。為天下探索新秩序、思考新文明，中國無可迴避。這是因為隨着現有全球秩序的衰落甚至崩潰，需要新的有能力的行為者提供公共產品。作為當今世界的重要變量之一，中國已經超越依靠外界帶來的機遇悶頭髮展的時期，需要承擔相應國際責任。從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改革開放”一直是中國主要的話語體系，其主要方向是與國際接軌、匯入人類文明主流。以前我們想接入的國際之“軌”，從經濟層面來講就是西方主導的世界貿易體系，但這個“軌”，今天已經生鏽了。西方發達國家謀求建立新“軌”，但已不想再帶現在這樣一個體量的中國一起玩了。這是中國現在不得不面對的問題和挑戰。

那麼，中國有迎接自身挑戰並幫助世界應對當前危機的能力麼？我覺得有，因為歷史上中國有做領導型國家的傳統，現在也開始在經貿和基礎設施建設等不少領域擔負起這樣的職責。

不過，在達成這樣的使命之前，我們恐怕需要首先破除自身內部面臨的一些思想迷障。迄今為止，國內仍有人説要全面向西方學習、按西方老師指點去辦，也有人説要回到建國前三十年的經濟社會體制，還有人説要回到更古老的以儒家文化為主的古典中國文明傳統，認為最好的途徑乃是回到老祖宗，甚至上溯到“三代”和“周公之治”。

但這三種關於中國未來的觀念表達，不是在歷史中失靈過，就是在現實中失靈了。當21世紀的大幕掀開、中國再次迎來複興勢頭時，如果中國人的思想還一味停留在過去的吉光片羽中，中國不可能為自身、也為世界開拓出新的文明格局。世界發生前所未見的變化，用於解決以往問題的各種知識已經不堪重負，需要重建和創新。

正因如此，中國需要打開思路，要從各種思想迷障中走出來。實際上，無論中國古典傳統、建國前三十年的傳統還是改革開放的新傳統或西方思想知識體系，都是中國用以開啓文明創新的有用資源。中國需要站在自身文明和人類文明的高處，俯瞰過去那些思想知識和制度體系，從中擷華取英，推陳出新。有待中國開拓的，乃是既有別於中國傳統或西方，但又包含中國傳統和西方經驗的一種新文明。(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盤古智庫學術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