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長和：講好“中為外用”的案例和理論

前些日子讀到一篇論文初稿，探討的是如何將某西方國家大城市的社會安全治理理論，應用到上海的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改善當中。筆者讀後頓時心生疑惑：那個外國大城市的人們夜晚出門時都沒有安全感，怎麼能把它的所謂社會安全治理理論給一個已經很有安全感的中國大城市作為借鑑樣本呢？這個邏輯顯然弄反了，倒是中國在社會安全治理方面的一些好做法，值得對方借鑑才是。

筆者有次在埃塞俄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的機場轉機時，同一個在非洲某國建設開發區的中國工程師聊天。談起那個非洲國家的開發區建設，這個工程師説該國政府受到教條的西方經濟學影響，認為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就是“真理”，因此在他所在的中國工業園區建設過程中，當地政府連“三通一平”(即基本建設項目開工的前提條件：通水、通電、通路和場地平整)這樣的基礎工作都不想做，認為那些都應該等着市場去做，政府只管坐地收税就行了。無奈之下，中國企業邀請他們的官員來考察中國的開發區，向其展示政府在開發區建設中如何積極有為地做好“三通一平”等基礎性工作，才使他們明白要想搞好發展，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和政府更有為的作用必須結合起來。

向人類一切優秀的且對自己也是合理的東西學習，是一個民族自強自立的重要因素之一。新中國成立近70年來，我們一直重視“外為中用”，這也是中國道路取得非凡成就的一個原因。但人類文明從來都是交流互鑑，既然是互鑑，那麼中國道路、中國製度中許多好的做法，同樣也可以為他國發展所學習和借鑑。過去我們“外為中用”講得多了一點，總覺得講“中為外用”底氣不足。現在則是兩方面都可以講、也應該講。

要想講好“中為外用”的理論和案例，哲學社會科學亟需轉變觀念，即從單向的借鑑轉變到雙向的互鑑思維上。為此，首先要把中國道路、中國製度、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實踐提煉成標識性概念體系，形成一套自洽的知識體系。

筆者在同不少發展中國家學者交流時，發現他們對你用西方那套概念體系講發展問題根本不感興趣。對於那套知識體系，他們可能比中國學者還要熟悉，甚至背得滾瓜爛熟，但坦白來説這套體系現在不太管用，遇到不少問題。他們真正感興趣和最想聽到的是中國在國家治理上的理論是什麼。

另外，現在在華的外國留學生日益增多，其中不少是學哲學社會科學的，他們來中國也不是要在課堂上學西方那些二手知識，如果那樣的話他們完全可以到西方國家大學去學原汁原味的。他們來中國留學，真正要學的還是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理論體系，瞭解支撐中國道路的知識體系。對於我們大學哲學社會科學理論體系建設而言，這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外部促進因素。

把自己的發展道路提煉成一套概念體系和知識體系，再將其放到世界上去檢驗，這就是中國理論的國際化過程，或者説是“中為外用”的過程。何為國際化？不只是把別人的東西照搬過來就是國際化，同時也要將自己的東西從特殊變成一般，將自己的東西嵌入到別人那裏並變成世界的，這才是國際化。

正因如此，我們要善於用在本土有益實踐基礎上提煉出來的概念和知識去解釋別人，只要解釋得通而且解釋得有道理，你的哲學社會科學就可以走出去。同時，只要來華留學生覺得中國這套知識體系對他們自己國家發展具有借鑑價值，他們也會主動將在中國學到的這套概念和知識體系介紹回去。

對外講中國共產黨的治國理政知識，並不是要搞意識形態輸出，也不是將自己的知識生搬硬套到別人那裏，而是增進別人對中國在探索人類政治文明新成果上的理解，有時也可以刺激其對自身發展道路選擇的思考。現在，不少國家都對中國發展過程中的路徑和規劃很感興趣，不乏想要借鑑的。但中國發展規劃是有前提的，比如中國政黨制度保證了發展規劃可以一屆接着一屆幹下去，有的國家雖然也有發展規劃，但由於照搬了多黨競爭制度，導致“部分反對部分”“一屆反對一屆”，發展規劃執行的不連貫不理想。類似這樣的治國理政經驗和知識，對他國政治發展道路選擇其實具有反思效果。

回到一開始舉的兩個事例上，前一個是凡事取經的心態，後一個是主動傳經的心態。前者的極端就是好用外來概念和理論解釋中國，而後者則是致力於用從中國本土實踐提煉出來的概念和知識，在尊重別人的前提下解釋別人，在幫助別人發展過程中傳播中國知識。現在仍有很多時候我們是在自己束縛自己，覺得自己沒有理論沒有概念，只有西方有理論有概念，別人的一個概念一句話就成了某某理論，而自己的東西總是不敢講出去、推出去。後一種方式恰恰是當前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界有所忽視的地方，同時也是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知識“走出去”大有可為的地方。(作者是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學術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