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宗：與價值觀“解綁”，美國外交向何處去

自威爾遜總統以來的一百多年裏，價值觀外交構成了美國外交的一條主線。作為美國曆史上首位當選前毫無執政經驗的“商人總統”，特朗普對美國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鄙視和拋棄，令美國及西方精英痛心疾首。作為特朗普政府的首席外交官，蒂勒森國務卿5月3日在對美國國務院全體工作人員講話時，再次拋出“逆耳忠言”：儘管美國將堅持“自由、人類尊嚴及如何對待他人”的價值觀，但在制定外交政策時，不能過度期待別國一定會遵循這些價值觀，也不能過度追求一定要讓其他國家的處事方式與美國保持一致。蒂勒森委婉但清楚地向世人發出信號：在推行“美國第一”的外交政策時，價值觀外交將靠邊站。

為何不再強推價值觀外交

將維護國家安全、促進經濟繁榮置於價值觀推廣之上的外交理念，並非離經叛道之舉。實際上，儘管美國外交經常在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之間搖擺，但國際政治的現實決定了美國在大多數時候都會優先考慮安全與經濟利益，人權外交通常扮演服從和服務的角色。

特朗普和蒂勒森均是實幹家，信奉實用主義，反感政治精英的窠臼和本本主義。與青睞人權議題的民主黨相比，共和黨通常也更重視安全。特朗普和蒂勒森此次打破美國外交敍事中的政治正確，將其公開表達了出來。

在當前美國國內外環境下，兩人的主張早已超越了政治姿態層面的含義，而與美國政治氣候的鉅變一脈相承。面對三十多年來新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及其外交實踐給美國帶來的惡果，特朗普及其所代表的民粹主義力量，再也不需要、也無力肩負起在海外推廣民主的“道德負擔”。在實力和影響力相對下降的美國，相當一部分無法實現“美國夢”的民眾，面對自身窘境和民主化在中東北非等地造成的災難性後果，已不再相信“山巔之城”的神話，也沒有興趣扛起“歷史終結”的旗幟。

在“美利堅分裂國”裏，特朗普對美式民主、自由和人權的冷落，必然受到另一部分人的抨擊和牽制。那些自豪並熱衷於推廣價值觀的國會議員、主流媒體、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組織等，都會向特朗普政府施壓，尤其是當海外出現所謂“暴政”或人道主義災難之際。歷史上，里根制裁南非政府、克林頓干預海地政變、小布什插手蘇丹達爾富爾問題等，都屬國內壓力下的不情願之舉。奧巴馬政府2009年訪華後在人權問題上對中國態度轉硬，也有應對國內責難的考慮。特朗普的外交也不會在真空中運行，因此可能無法徹底清除價值觀的痕跡。但無論如何，這代表了特朗普政府制定外交政策時的傾向。

現實主義外交的潛在影響

沒了外交的“理想”“情懷”，沒了“利他”想法，特朗普政府在處理國際事務上的逐利性將更明顯，現實主義一面將更突出。在“美國第一”理念指引下，在“叢林法則”指揮下，美國經濟和軍事的民族主義色彩將更濃。特朗普對外交不在行，但他的外交理念其實很簡單明瞭。他希望“在殘酷的國際競爭”中搞“強人政治”，通過高效施政，藉助重商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大力發展製造業和國防工業，在大幅提升綜合國力的基礎上“以實力求和平”。百日執政期間，特朗普頒佈一系列具有強烈貿易保護色彩的行政令、拋出增加軍費及壓縮外交預算草案等做法，正是遵循這一思路。在特朗普眼裏，硬實力是乾貨，軟實力是花拳繡腿。按此邏輯，美國國務院民主、人權和勞工事務局，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等這些“沒用”的部門，甚至都可以關門歇業了。

美國政府和社會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消退必然會削弱美國的軟實力，美國及其盟國組建所謂“民主同盟”或“價值觀同盟”的動力也會減弱。但如果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上升為主流意識形態，美國在維持霸權時可能更強悍和露骨。在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麥克馬斯特、防長馬蒂斯等“軍方高官”推動下，在軍工利益集團影響下，美國外交的鷹派色彩會更濃，對威懾和脅迫的運用也會更頻繁。

同時，由於美國仍高度重視強軍及同盟體系，國際機制也具有較強慣性，所以特朗普政府對於價值觀外交的看淡，不會強烈衝擊現有國際秩序。在主要盟友承擔更大防務責任、接受更平衡的貿易關係後，美國同盟體系將保持穩固。拋棄了對部分“專制國家”或“威權政府”的偏見後，美國與沙特、埃及、菲律賓和泰國等國的關係反而會有所改善。

西方學術界和主流媒體普遍認為，二戰後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正走向終結，大國地緣政治競爭在“迴歸”，世界將變得更混亂和危險。這一判斷是否正確，關鍵要看美國能否處理好與中國和俄羅斯的關係。目前，特朗普政府尚在評估對華政策，對俄政策則深受美國國內政治的干擾。

對中美關係而言，美國放緩對中國的意識形態攻勢，可以減輕中國面臨的政治滲透和“顏色革命”壓力。但伴隨着對中國“民主化”的幻滅，美國在貿易和安全上可能對中國提出更高要價。另一方面，如果真能少些意識形態偏見，美國政府看待中國的視角也會發生微妙但重要的變化。雄心勃勃的特朗普政府如果真的有意“着眼未來50年構建中美關係”，學會尊重中國的政治體制將是極為重要的第一步。(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研究所政治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