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官18年私吞1.5億元 頭頂有沒有保護傘

熱播劇《人民的名義》中有一個“趙處長”，在短短4年內就貪污受賄2億多元，成為“小官大貪”的典型。現實中，有一名村幹部，在18年裏將村集體資產通過各種渠道轉移、侵吞，變為私有，涉案金額高達1.5億元。此人就是安徽淮北市烈山村黨委原書記劉大偉。出逃美國的劉大偉歸國被抓後，好多村民放炮慶祝。（《安徽商報》5月8日）

一個村書記，居然能夠貪腐侵佔集體資產1.5億元，“胃口”夠大，也夠“能幹”的。在朋友圈留言和網友跟帖中竟然不乏豔羨者。是人們已經喪失了辨別是非的能力了嗎？難道公眾對於類似的“大官大貪”“小官鉅貪”已經失去了新鮮感，只剩下了對金額的好奇？

當然不是。無論“大貪”還是“小貪”，其所侵佔的都是民脂民膏、公共利益，要説公眾不在乎、不憤怒，顯然是説不過去的。問題是，憤怒之餘，公眾更關心的是，為什麼一個小小村官可以在18年裏蠶食鯨吞1.5億元卻無人過問？各類監管制度、約束機制、舉報渠道為什麼統統失靈，直到劉大偉賺了個腦滿腸肥，在安徽省委第五巡視組的介入之下才捅破了這個膿瘡？

所有的問號，其實都可歸結為一句話：負責監管的“上級”去哪了？

劉大偉一開始擔任村集體企業友誼二礦礦長，他大肆侵佔公共利益就此開始。劉大偉不僅是一名村幹部，還是一名標準的商人。他之所以有能力私吞鉅款，跟村企業的營利能力是分不開的。即便是集體企業，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鄉村集體所有制企業條例》之規定，各級人民政府鄉鎮企業行政主管部門也有責任對其實施監督管理，“企業廠長（經理）侵犯職工合法權益，情節嚴重的，由企業所有者給予行政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集體企業何以成了管理者自家的“搖錢樹”？

劉大偉把村集體的礦裝進自己的口袋，瘋狂聚斂，就算上級一時不知情，也不至於閉目塞聽18年之久。報道説，劉大偉後來擔任了村書記，據説是因為落實上級拆遷任務時手段強硬，那麼，除了“拆遷給力”之外，有沒有利益輸送的問題？

這些問題，隨着劉大偉的落網，以及司法程序的展開，應得到解答。既要調查審理清楚劉大偉本人的貪腐問題，也要調查清楚劉大偉依附的利益鏈條；既要嚴厲懲治侵吞集體資產的村書記，也要剷除造就劉大偉的土壤。

從常識看，一個小小的村官，即便再強勢、再蠻霸，若想做到“一手遮天”，往往也難乎其難。除了老百姓的舉報，任何一個上級部門的介入，都將形成強大的壓力。反之，如果這些對劉大偉都構不成威脅，甚至其主導的友誼二礦與上級相處甚歡，恐怕只有一個解釋，那就是頭上有頂保護傘。

這一事件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一些地方在基層治理方面仍存在巨大問題。一方面，掌握資本的人為所欲為，並染指基層政權；另一方面，監管者充耳不聞。這些均會導致基層組織出現“黑惡化”的傾向，阻礙民眾與政府形成良性互動關係。至少在淮北市烈山村，已經出現了基層治理生態的嚴重劣化。（胡印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