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十個親歷故事透析“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三年多來到底取得怎樣的進展，已成為國內外輿論極度關注的焦點議題。大量媒體報道與學術研究習慣用宏大形容詞與不同數據概括，卻往往忽視那些有血有肉“一帶一路”故事背後的多面性。筆者與所在機構同事曾去過40多個國家宣講、對話與參會，寫了一些理論闡述與綜合文章，這次想用十段簡短的親歷故事透析“一帶一路”進程中的複雜與不易。

親歷故事一：在某區域大國的雙邊《共建備忘錄》談判桌，筆者作為中方三位文本談判代表一度如坐針氈。文本中原則性的問題，談得相當快，但僵局陷在具體重大項目的囊括上。對方急切借“一帶一路”重大契機發展本國經濟，把國內許多重大項目都往《共建備忘錄》裏塞，甚至還説，“中國在巴基斯坦怎麼做的，也可在我國那麼做”。但那些項目大大超出了原本預設的雙方項目初稿。中方談判人員不得不就每個新增項目臨時打電話回京，尋求相關機構幫助。結果發現，至少相當一部分新增項目是不宜於加入“一帶一路”共建協議的。

這次談判提醒我們，不僅要為“一帶一路”目前得到全球多數國家的支持而喜悦，也要防範一些國家的過高期待以及項目合作中的“大包大攬”。前三年，“一帶一路”為了更快地推進與國外的合作，與40多個國家簽署相關合作備忘錄，贏得了100多個國家與國際組織的公開支持，做大做強“一帶一路”的全球影響力，進而推進中國下一輪開放勢頭，這是無可厚非的。

下一步中國需要防範“貪多嚼不爛”，雖然還要努力做大項目、籤大協議、尋求大國支持，但也要從小處着手，完善小細節，嚴防小紕漏，注重小條款。畢竟，“一帶一路”已經取得階段性重大進展，接下來要進入“精耕細作”期。

親歷故事二：在肯尼亞，筆者調研該國100年來第一條鐵路：從最大港口蒙巴薩到首都內羅畢的“蒙內鐵路”。這條鐵路完全由中國企業承建。所接觸到的當地官員、民眾都對中國感激不盡，也對中國系統的運營前景充滿信心，給了中國企業未來多年的運營權，希望中國能夠“轉幫帶”肯尼亞人的鐵路運營經驗，以便實現肯尼亞經濟的可持續性自主發展。但令人詫異的是，日本某公司在鐵路沿線投資了公路及相關基礎設施，意在對“蒙內鐵路”展開營運競爭。

這個項目警示我們，在經歷千辛萬苦而取得“一帶一路”許多重大項目突破性進展之後，更要繼續戒驕戒躁。過去一二十年，中國企業走出去，實際上是在還債，即兩三百年前，歐美企業就已走向世界，已有無數的企業發展與國家戰略佈局。中國企業以物美價廉、合作共贏等方法與西方企業在全球市場分蛋糕、做蛋糕，體現了不斷提升的中國式軟實力，但同樣引起了西方企業的警覺、競爭甚至是市場的反撲。

走到一個新的國家，拿下一些大項目，如同“打天下”，但“打天下容易，守天下難”。中國崛起之路註定是不平坦的，中國企業在全球崛起之路同樣不容易，而“一帶一路”的推進進程則必將是不平坦之路的集中折射。對此，無論是中國企業，還是中國國內輿論、學者、政府都需要持有長期的平常心。

親歷故事三：義烏是“一帶一路”貿易領域的重要支點城市。這些年義烏對外貿易連續多年以兩位數增長，2015年更是實現了進出口總額增長41.5%，這在全球貿易多年平均增長僅3%左右的大背景下，無疑是巨大的亮點。當地官員與商户告訴筆者，義烏批發的小商品物美價廉，不同於歐美奢侈品牌，很對“一帶一路”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胃口。兩年前，“義新歐”班列開通，目前已來回數百趟，在義烏小商品城專門開設了“進口館”，足不出户就能一手購買到數十個國家的商品，義烏實實在在受益於“一帶一路”。

這個案例典型反映了“一帶一路”的務實性。不可否認，在義烏數次調研，筆者也看到了一些中小企業在信息化時代轉型升級不力、陷入窘境甚至破產的現象，但那不是普遍現象。

諸多地方企業尤其是數以千萬計的中小企業主，主流想法都是想圖變，希望在未來能借“一帶一路”，審時度勢，實現企業的“鳳凰涅磐”，此時，各級政府如何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優惠政策，創造條件，幫助諸多中小企業順利轉型升級，是不得不面對的重大責任。

親歷故事四：2015年筆者在波蘭某重要智庫調研。剛落座，對方就調侃，“您是本週我們接待的第四批中國代表團了，相信也是來談一帶一路的。我們已知曉，但就想問一個問題：中國到底能給波蘭什麼實際利益？”此後的談話中，對方還反覆問及中國帶來的務實利益。當時筆者回應：“如果波蘭不給中國一些利益，恐怕一帶一路難以推進”，讓對方真正知道互利互惠的重要性，也讓波蘭智庫學者知道如何多更長遠的角度看待兩國合作。

這段回憶至今如鯁在喉。當下，“一帶一路”研究與對外交往多是強調給對方帶來利益，生怕對方不願合作，這代表着中國走向世界進程的誠意與善意。但必須注意，類似的善意、誠意有時也會助長一些區域大國的傲慢，甚至是偏見，誤以為中國主動送上門的合作意願，意味着中國有求於他們。事實往往相反，中國走出去是相互需求的結果，不是誰求誰，更多時候，中國是合作的“甲方”。

“一帶一路”追求合作不是中國無償讓利，而是共贏。對方要贏，但中國也要贏。全球面臨着經濟增長長期低迷、貿易增長萎靡不振、各國基礎設施落後，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成功發展經驗有助於世界的未來，越來越多國家主動尋求對華合作。因此，對外合作，也需要自信。這應是未來“一帶一路”進程的重要規則。

親歷故事五：在某拉美大國調研，與一位國企老總交談。問及最大的競爭對手是誰？他沒有指涉美國、日本或歐洲公司，而是談到同行業的某一些中國公司，還列述了一些項目競標過程中國公司競相壓價的難堪與尷尬，末了感嘆“全是中國一帶一路品牌在埋單”。他的另一句話更加令我瞪目，“中國企業不怕與任何發達國家在海外競爭，但很害怕與國內企業在競爭。”他暗示，國內企業有時會出現競相壓價、不守規則的現象。

這類競爭狀況當然是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市場化表現，但也折射了“一帶一路”大背景下一些企業蜂擁而出，以“佔領市場份額”為唯一戰略目標的盲目擴張性。完善現代企業管理制度，強化企業“走出去”進程的行業管理與規則制訂，提升中國企業的品牌，打造“百年老店”式的企業，目前看來越來越變成了“一帶一路”當務之急。

親歷故事六：在奧地利薩爾茨堡，筆者曾給來自中歐各國上百位企業家、商會負責人與政府官員宣講“一帶一路”。課後，副州長感嘆道，沒想到近兩小時的課程，下面竟如此鴉雀無聲地聽講，他們太渴求知道“一帶一路”的真實故事與實際情況了。一些企業家的問題顯得非常基礎，比如，“一帶一路”倡議提出的過程？“一帶一路”倡議中到底有哪些內容？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到底會持續多久？等等。這些問題都反映了中國的思想供給還遠遠未跟上。

類似感嘆許多出國調研的學者都曾遇到過，致使中國的對外傳播工作壓力倍增。筆者在數十個國家宣講“一帶一路”，遇到更多的問題不是聽眾的刁難，而是一些“一帶一路”的基礎知識。這些年，國內已有數百萬篇的一帶一路新聞報道，但外語傳播的有效性、廣泛性仍不夠，如何藉助新媒體、新技術更多深入人心的傳播中國信息，藉助電影、文學等膾炙人口的方式講好“一帶一路”故事，傳播好中國故事，涉及到話語體系、傳播機制、運營人才等對外傳播方面更深化的供給側改革，可謂任重道遠。

親歷故事七：在阿斯塔納，幾位哈薩克斯坦學者當面感嘆道：一帶一路令中哈兩國走近，但許多哈薩克斯坦人在社會心理上仍覺得與歐洲國家更近。的確，在許多中國人眼裏，與西方的心理距離也是更近的。事實上，恐怕很多中國人不知道，北京飛到新疆自治區省會烏魯木齊需四個小時，而哈薩克斯坦最大城市阿拉木圖飛到烏魯木齊卻僅需一個小時。筆者曾問過一個研究生班的學生，有誰能説出“中亞五國”的首都？結果沒有任何一位同學能立刻背出。

這種反差是對中國社會心理的重大告誡。對於多數中國人而言，國外通常指的是歐美日韓等發達國家，卻忽視了多數鄰國尤其是中亞國家的存在。“一帶一路”國家在中國社會的心理中是一個巨大的盲區，是中國人的全球觀失衡的重要表現。目前，越來越多國家對華簽證採取免籤、落地籤的方式，這是調適民族心理的重要基礎。中國輿論不妨多建議普通民眾，多加強與鄰國的互動，多到“一帶一路”國家走走看看，完善中國人心理的地緣觀。這也是一項“一帶一路”民心相通領域的重大工作。

親歷故事八：這些年，筆者在泰國、馬來西亞等個別城市商場、景點能直接花人民幣，有的商家甚至還用人民幣標價。在春節期間，曼谷與北京的航班數量竟超過了“中國航班最忙碌”的京滬線。“一帶一路”民心相通在東南亞有極大的優勢，使得資金融通領域也水漲船高。不只是在東南亞國家，筆者在埃及、埃塞俄比亞等國的一些著名景點，發現幾乎所有當地人都會用“你好”、“謝謝”與中國人打招呼，而人民幣對於一些小攤點上，也呈現出了非常強勁的適用性。

這種交易僅僅是開始。中國雖已與23個國家實現了貨幣的直接交易，但僅有8個來自“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以“資金融通”為目標的金融合作，是“一帶一路”倡議核心內容“五通”中必不可少的部分，發揮着人體血液般的作用，保證一帶一路的經濟運行穩定，促進區域可持續投融資機制的構建，防範系統性經濟風險的爆發。

不過，相比於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民心相通，目前看來，資金融通在“一帶一路”的“五通”中剛剛開始發力，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便利貿易和投資，讓金融合作成為“一帶一路”新引擎，這應是可預見的期待。

親歷故事九：2016年夏天，孟買曾舉行規模盛大的全球智庫會議，全球治理是討論重點，提及基礎設施建設時，一些印度學者都推崇中國的貢獻。在與印度民眾對話時，也很容易感受到對方近年來快速升騰的民族自豪感、國家自信心以及對中國的羨慕。一位出租車司機告訴筆者，“很想去中國。中國比印度富，但印度未來也會越來越好。”另一位貧民窟裏的印度教徒説，莫迪總理讓我們看到的希望，我們也有夢想，就像電影《貧民窟裏的百萬富翁》那樣。不過，一旦談起“一帶一路”，他們就顯得有些拘謹。對於中巴經濟走廊、孟中印緬經濟走廊，多數印度智庫都有各自的想法，使得“一帶一路”南亞段的進程變得複雜。

這種糾結是一些區域大國的典型體現，包括德國、土耳其等區域大國也有部分學者存在類似糾結。一方面他們希望與中國合作，搭中國的經濟增長便車，學習中國的發展經驗，向中國取經，與此同時，他們也焦慮於中國在地緣政治上的影響力日益增強，怕中國過於壓制本國在本區域的影響力。事實上，“一帶一路”不是零和博弈，共贏價值觀，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如何深入全球人心，在區域大國尤其顯得迫切。

親歷故事十：2016年4月18日，筆者所在機構與美國著名智庫CSIS共同舉辦了“中美一帶一路智庫對話”，據説這是在華盛頓第一次舉行的一帶一路主題中美對話，上百位官員、學者與相關人士聽取了對話會的新聞發佈。一位官員説，為何會有這次對話，因為美國開始嚴肅地思考“一帶一路”。一年多來，筆者還曾兩次去美國國務院宣講一帶一路，都有數位執行層面的中層官員問詢“一帶一路”的邏輯。他們不是完全排斥“一帶一路”，而是想急切瞭解“一帶一路”的真實情況。

這些反饋在近期中美交往中得到了更多應證。從近年來數十份美國公開智庫報告上看出，美國政府尤其是特朗普總統執政以來，在“一帶一路”的看法有鬆動。2017年4月初“習特會”上，習近平主席表示歡迎美國加入一帶一路。這是第一次中國主動向美國伸出“一帶一路”橄欖枝，獲得了美國的積極回應。可以預見，中美在“一帶一路”展開重大合作的可能性更是越來越大，而這將進一步推進“一帶一路”的全球新進程。

以上十個故事並非是最典型的，卻是筆者親歷的。當然，親歷遠不只這些，而這篇文章用故事的方式講述，是希望引起更多的社會共鳴與學術思考。“一帶一路”是顯學，也是新學，它不是從理論到理論，而是從實踐到實踐，是“需要腳底板走出的學問”，需要調研出來的研究結論。

誠如筆者此前曾説，“一帶一路”的框架性、戰略意義式的研究已終結，下一步關鍵是要推進案例式的研究。“一帶一路”不能只有乾巴的數據、生硬的道理，更要有活生生的、豐滿的一個個故事。講好“一帶一路”故事，不只是對外交、外宣、智庫、學術、媒體等機構層面有重大意義，對文學、電影、哲學、旅遊等個人層面同樣意義重大。(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