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 羅伯特•A•曼寧：千禧一代將塑造出更好的世界

隨着2016年英國“脱歐”公投通過、特朗普贏得美國大選，很多人認為世界正在進入思想變革和波折的階段，民粹主義、右翼保守思想、排外、反全球化幾乎席捲整個歐美大地。但進入2017年以來，荷蘭、法國等歐洲國家的大選中雖然極右翼獲得比以往更大的支持和聲勢，但最終並未取得政權。雖然許多人的思想向“右”偏移是個事實，但我認為世界尚未迎來思想大逆轉。

那麼，為何民粹主義出現了針對全球化的反彈？

過去30年間，全球化——因特網驅動的信息、商業、人員、資本和數字化產品的流動——使得新興經濟體中的億萬人脱貧，並使得全球供應鏈推動了貿易和世界經濟增長。然而，隨着時間的推移，全球化的問題開始逐漸顯現，包括工廠為尋找更加廉價的勞動力而遷移所引發的就業崗位流失、日益擴大的不平等、資本自由流動給欠發達金融體系帶來破壞等。

此外，文化疏離感和民族身份的丟失也是心理副作用之一。自始至終，政治精英們關注的是閃光點和利益，而忽視了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不斷上升的憤怒情緒。

全球化的負面影響在很大程度上遭到了忽視。對反精英、民粹民族主義的延遲反應引發了這一負面影響。

以美國為例，2008年的經濟大衰退是一個拐點，200多萬個工作崗位流失，數百萬人在引爆美國金融危機的次貸危機中失去了房屋。兩場不必要的戰爭(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帶來超過2萬億美元和成千上萬條生命的損失。財政赤字不斷增長，美國人民的信心被擊碎，由此引發對政治精英和美國製度的不滿。

人口結構的變化——白人人口多數地位下降，而非英語移民數量不斷增長;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產階級工資收入的停滯，以及不斷加劇的不平等。這些都導致民粹主義的“起義”，以及對精英羣體、政客以及現行制度的不信任。

眾多白人中產階級和丟掉工作的藍領工人選擇特朗普，促使他們這麼做的理由包括：貿易是導致就業崗位流失的元兇;移民是令人不安的人口結構變化的源頭。然而，最近有研究指出，自2000年以來美國丟失的10個工作崗位中有9個是緣於技術和自動化，而非貿易。自2014年來，在美國的墨西哥人呈淨流出狀態。而目標是建立一個更加有活力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則事實上成為構建北美經濟的積極力量。

這樣的選擇結果是受情緒驅動的，貿易和移民成了憤怒和挫敗感的拳擊沙袋，而且被參與競選的人巧妙地操縱了。

在歐洲，尤其是在南歐，一系列因素交織在一起，引發了左派和右派的民粹民族主義，最引人矚目的非英國“脱歐”莫屬。這些因素包括：福利國家日益不可持續，它們遭遇着經濟增長不景氣和失業率不斷上升(歐盟年輕人的失業率平均為20%;一些南歐國家則超過40%)，歐盟正在推翻民族身份，布魯塞爾那些不負責任、平庸刻板的官僚在決定他們的命運。

歐盟境內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導致英國出現有關“波蘭水暖工”的抱怨。來自北非和中東不斷增長的穆斯林移民無法融入歐洲社會，這也引發文化擔憂和憤怒。隨着敍利亞衝突的出現以及難民潮達到臨界點，這便被引燃了。

二戰後成長起來的新一代歐洲人缺乏對於持續數個世紀的戰爭和破壞的記憶，而正是這些催生出歐洲一體化和佈雷頓森林體系，以避免民族主義和保護主義所帶來的危害(引發二戰)再次上演。

然而，恰恰是憤憤不平的民族主義和保護主義，破壞了二戰之前的早期全球化階段。它們帶來了經濟低迷和衝突。

開放、基於規則的制度(歐盟和世界貿易組織等佈雷頓森林體系機制所證明的那樣)使得和平與前所未有的經濟繁榮成為可能，但如果這些受到破壞，民粹主義怒火又將引向何處呢？

這個問題很難回答，或者得不出令人滿意的回答。有人認為，它或許是循環的，鐘擺將回擺到多邊合作。若如此，任何解決方案都必須解決那些被全球化所傷的人的不滿之情，如社會保險體系、技能再培訓、失業保險、醫保，等等。

代際更替可能會促使出現這樣的反轉。正處於上升期的千禧一代(1990年至2000年出生的一代人)有着更加寬容、更加國際化的視角，他們的思想也不容易出現極端性的嬗變。而大多數投票給特朗普的45歲以上白人男性選民，他們很快將被下一代人所取代。但目前，動盪也許還將持續下去。(作者是大西洋理事會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國際安全中心高級研究員，本文由伊文編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