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指揮軍種該扮演何種角色？美軍實踐可借鑑

要點提示

軍種是實現聯合的基石。多年來，美軍在推進聯合、實現聯合的過程中，圍繞戰區主導還是軍種主導的爭論從未停歇。在最終確立軍政軍令分立型的領導指揮體制後，越來越強調軍隊的實力存在於聯合部隊的協同和相互依存之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美軍的實踐，為我們進一步完善戰區聯合作戰指揮體系、推動聯合作戰指揮高效開展帶來啓示和思考。

軍種本級不行使作戰指揮權，在參聯會架構內向總統和國防部長提供專業諮詢與建議

目前，美軍實行的軍政、軍令分立型領導指揮體制，主要是依據1986年出台的《戈德華特-尼科爾斯國防部改組法》建立起來的。軍政系統，即行政領導體系，通過“總統—國防部長—各軍種部長、參謀長—各聯合部隊下屬的軍種部隊司令部”這條線對全軍實施行政領導。通俗地説，軍政系統專管“養兵”，統管行政事務、部隊建設、戰備訓練、兵役動員、武器採購、後勤保障等。軍令系統，即作戰指揮體系，專管“用兵”，通過“總統—國防部長(通過參謀長聯席會議)—各聯合作戰司令部—作戰部隊”這條線實施作戰指揮。

美軍軍種本級實行的是“二元”領導格局。陸、海、空軍部長均為文官，負責本軍種建設規劃制定和落實，行使行政管理和後勤等職能，他們負責給戰區指揮官提供打仗需要的一切，唯獨沒有指揮權，這也是其“文官治軍”理念的體現。軍種參謀長(海軍為作戰部長、海軍陸戰隊為司令)是本軍種最高級別軍官，同時也是美軍參聯會的重要成員。《美國法典》規定：陸、空軍參謀長和海軍作戰部長、海軍陸戰隊司令應首先發揮其作為參聯會成員的職責，主要負責向總統和國防部長提供軍隊建設、資源分配、聯合行動等方面的專業諮詢與建議。

關於軍種本級與戰區之間的關係，伊拉克戰爭戰場最高指揮官、時任美軍中央戰區司令的弗蘭克斯將軍在其回憶錄《美國士兵》中如此描述：“《戈德華特-尼科爾斯法案》規定了軍種負責人的支援和顧問角色。他們提供軍隊、物資、戰艦和飛機，並且依照《美國法典》‘足智多謀’地完成分內工作……戰爭是司令指揮的，我直接對國防部長和總統負責。我明白這一點，軍種負責人也明白。”

戰區軍種組成司令部，主要在軍政系統內履行職責，同時根據戰區司令授權行使作戰指揮權

美軍聯合作戰指揮的重心在戰區。作為地區性聯合司令部，戰區總部對管轄範圍內的各軍種部隊行使作戰指揮權。戰區總部主要由各軍種組成司令部、聯合部隊司令部(如太平洋總部的駐韓、駐日美軍司令部)和聯合特遣部隊司令部構成。軍種部隊是組織實施聯合作戰的物質基礎。美軍認為，戰區設立的軍種組成司令部是“軍種部和戰區總部之間的溝通橋樑”，為聯合部隊指揮官提供軍種的專業支持，具體負責建設、管理部隊，必要時接收和編組部隊，並在戰區司令授權下指揮部隊的行動。可以看出，戰區軍種組成司令部主要是在軍政系統內發揮作用，同時也是戰區組織實施聯合作戰的重要指揮力量，根據授權履行必要的指揮職能。如，美軍太平洋戰區第519聯合特遣部隊司令就是由太平洋艦隊司令兼任的，副司令則分別由太平洋空軍司令、太平洋陸軍1名副司令兼任。與此同時，美軍也明確規定戰區司令有免除部屬職務、鑑定任職表現、召集軍事法庭制裁等人事權，從而能有效約束戰區軍種組成司令部的指揮行為。

眾所周知，美軍從1947年正式成立參聯會、開始組建戰區、推行聯合作戰指揮體制以來，改革的關鍵主要是聚焦在軍種與戰區作戰指揮權的歸屬上，而且重點主要是如何避免軍種本級利用所掌握的行政資源在作戰指揮上繼續操控戰區軍種組成部隊，在決策流程上干預參聯會和戰區的指揮活動。軍種與戰區指揮權之爭，直到1986年國防部改組法明確了戰區司令擁有指揮全權、從法律上確立了戰區指揮主體地位之後，才算塵埃落定。但是，軍種本級沒有作戰指揮權並不意味着軍種徹底退出指揮鏈，戰區軍種組成司令部依然在指揮鏈條上發揮着應有的作用。

2016年以來，美國國會正着手對國防部的組織結構進行全面審查與評估，籌劃啓動新一輪改革。2017年1月27日，美國新任總統特朗普簽發了“重建美國武裝部隊”的指令，意欲“讓美軍再次強大”。美政府及軍隊一些官員認為，《戈德華特-尼科爾斯國防部改組法》已經執行了30年，未來戰爭形態、世界安全形勢、美軍現存弱點以及未來打贏戰爭能力建設等諸多領域發生了新的變化，當前國防部以該法案為基礎建立起來的組織機制又暴露出諸多短板，為使美國能夠應對國家安全方面不斷出現的一系列嚴峻挑戰，國防部必須在保持其強項的同時，追求更大的靈活性。基於上述認識，美軍新一輪改革的重點主要體現在調整國防採辦程序、進一步強化參聯會職能、壓縮五角大樓官員數量等，特別還提到了“授權各軍種在聯合作戰行動中扮演更加積極的角色”。如此看來，美軍對軍種指揮職能在聯合作戰指揮活動中發揮的作用，可能還會加強。

戰區與軍種以及軍種之間的相互信任與理解，是聚合與釋放聯合作戰能力的根本保證

美軍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時認為，戰爭和突發事件使戰區和軍種走到一起，而和平時期的預算壓力似乎又迫使各個軍種趨向分離並導致產生壁壘。軍種作為一個獨立的“團隊”，可以説競爭在一定程度上是與生俱來的，但這種競爭無疑適得其反地對聯合作戰產生不利影響，削弱了為戰區指揮官提供的能力。長期以來，美軍在戰爭中付出的代價，讓其意識到要想保持軍事優勢，就必須讓各個軍種和戰區之間逐步走向更加緊密的合作。

海灣戰爭以來，美軍對戰區與軍種以及軍種之間的相互信任與理解極為重視。在戰術層面，各軍種的作戰人員只有互相信任，才能完成任務;在戰役層面，只有來自各個軍種的聯合部隊組成部隊指揮官理解支援和被支援的關係，才能為實現聯合部隊指揮官的作戰目標提供有效支持，從而取得作戰勝利。美軍認為，這是一種要比簡單的“互聯互通”或“整合”更加深入的相互行為，本質上意味着能夠為聯合行動高效積聚資源、充分釋放能力，“聯合作戰已經並將繼續依靠戰術、戰役和戰略各層級的信任與理解取得勝利”。

近年來，美軍意識到儘管未來戰爭的本質沒有改變，但其範圍正在並將擴大到社交媒體、賽博戰、信息戰等諸多領域，而且隨着對手能力不斷接近美軍，對美軍在各作戰域中的優勢將造成挑戰。目前，美軍已經開始圍繞多域作戰、多域指揮與控制開展新的作戰概念討論，其目的是推動跨越美軍陸、海、空、天等軍種，以至網絡戰和電磁頻譜部隊(還未正式命名)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能更緊密地相互配合，成為一個無縫融合的整體，實現作戰信息自由流動和全域機動作戰，以此對抗來自對手的多域攻擊。這些新的變化，進一步強化了“信任與理解”的觀念，美軍前參聯會主席鄧普西指出，“我們軍隊的實力存在於聯合部隊的協同和相互依存之中”，並在《參聯會主席對聯合部隊的戰略指導》中要求“以創新的方式整合各種能力”，整個聯合部隊的信任與理解仍將是信息時代的戰爭依賴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