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士存：南海“準則”框架的時代意義

在去年召開的中國—東盟外長會議上，王毅外長提出“南海行為準則”(以下簡稱“準則”)磋商的“四點願景”，其中包括在不受干擾的前提下，於今年年中前完成“準則”框架草案磋商。就在昨天貴陽召開的中國—東盟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以下簡稱《宣言》)第14次高官會上，中國和東盟10國就“準則”框架草案達成共識，最終敲定了“準則”框架。此舉是中國和東盟在南海致力於通過規則和機制建設管控分歧、維護南海和平穩定的進程中，繼“宣言”後又邁出的具有歷史意義的一步。我們有理由為它的出爐喝彩和鼓掌。

眾所周知，制定“準則”是全面有效落實《宣言》的一部分，是自上世紀90年代中國和東盟國家啓動《宣言》磋商以來達成的一項重要共識。自2013年9月在蘇州舉行的第六次落實《宣言》高官會議啓動“準則”磋商進程以來，在中國和東盟各國共同努力下，“準則”磋商已進入“重要和複雜問題”階段。各方已通過兩份共識文件，梳理了“重要和複雜問題”清單和“‘準則’磋商框架草案要素”清單兩份開放性清單，並達成應對海上緊急事態外交高官熱線平台及在南海適用《海上意外相遇規則》(CUES)等“早期收穫”。同時，各方同意積極探討制定“海上風險管控預防性措施”，在“準則”最終生效前有效管控海上局勢，防止不測事件的發生。

事實上，完成“準則”框架草案磋商僅僅是“準則”磋商的階段性成果，其實質是為後續磋商制定架構，它既不涉及實質性的案文，也不等同於完成制定“準則”本身。但仔細掂量這一來之不易的“準則”框架草案，我們不妨做出這樣的解讀：它是《宣言》生效15年之後，從《宣言》到“準則”邁出的重要而具有歷史意義的一步;是中國和東盟致力於通過規則和機制建設管控南海分歧、維護南海和平過程中，取得的一項實質性成果;它折射出南海地區規則甚至未來秩序的雛形，標誌着中國和東盟政治互信水平的提升，以及本地區國家處理地區事務意願和能力的增強;它預示着國際社會關切的南海地區和平穩定，將會獲得機制和制度保障;同時它再次證明，在沒有外部勢力干擾和攪局的前提下，本地區國家完全能夠承擔起維護南海和平穩定的重任。

在慶祝“準則”磋商取得突破和實質性成果的時候，我們也應理性看待這一收穫，不應諱言未來“準則”磋商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困難和挑戰。這些困難和挑戰，既有東盟國家之間在“準則”核心條款上的分歧，也有中國與東盟有關國家之間在“準則”有關問題上的不同主張或意見。而要縮小分歧和不同主張，需要時間、需要磨合，有時還需妥協和讓步。從這個意義上講，未來的“準則”磋商不可能一帆風順，更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僅作為當事方的中國和東盟國家要有這樣的思想準備，整個國際社會也應有這方面的思想準備和寬容態度。無論如何，時間、空間和氛圍，都是“準則”磋商穩步推進並最終到達勝利彼岸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我們有理由相信，在中國和東盟國家共同努力下，隨着“準則”磋商的不斷推進、《宣言》框架下海上合作的不斷深化、安全領域合作的不斷加強，把中國和東盟國家打造成命運共同體、把南海建設成“和平、友誼、合作”之海指日可待。(作者是中國南海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