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東：美國外交“救世主心態”根深蒂固

自二戰結束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美國在與其他國家打交道時，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和亞太夥伴國家，都會“情不自禁”地冒出這樣一兩句話，“我們給予你們安全保障，我們幫你們拿回了自由”。不久前，美國副總統彭斯在訪韓期間就公開表示，其父親曾參加過朝鮮戰爭，和美韓軍隊一道，幫助韓國人民“獲得自由”。

影響深遠

這些，其實都折射出美國外交中長久以來就存在着的“救世主心態”。對其恰當分析理解，有助於認識美國外交的本質。

首先，它表明美國始終存在着“在世界範圍內保持和擴散以其制度為核心的普世意識形態”衝動。正如19世紀早期著名思想家托克維爾觀察到的：自獨立以來，美國就形成了“將與美國相同的制度引入到世界其他國家之中，促進美國安全”的觀念。到20世紀，美國更是牢固確立了美國製度如無法擴散，其自身將無法生存的觀念。在推進物質利益的同時，更注重意識形態的散播，這成為美國與別國外交鮮明不同之處。

從1823年出現 “美國製度向美洲擴散”的門羅主義，到1917年出現“美國製度全球擴散”的威爾遜主義，鮮明展示出美國一以貫之的、以其制度重構世界秩序的傳統。在不同歷史階段，美國外交手段會千差萬別，但其以美國製度重塑世界的目標始終執着保持。

其次，它始終專注於改變而從不滿足於現狀。在如何使用擁有的權力方面，與他國通常致力於以權力塑造穩定秩序不同，美國是以權力謀求世界的“美國化”改變。自獨立至20世紀絕大部分時間內，美國始終致力於對歐洲構建“均勢求穩定”的舊實踐予以顛覆式改造，美國自認為外交舞台中的革命國家。

美國對世界不間斷改造進程中所形成的既有慣性，導致其外交對自身的巨大破壞性。通常而言，國際政治中，強者求穩、弱者求變。然而美國獨特之處是，在冷戰後至今其權勢超強狀態下，卻一直不斷地在尋求改變既有秩序。例如，克林頓以擴大北約尋求改造歐洲，小布什以伊拉克戰爭尋求改造大中東，奧巴馬以“再平衡”改造亞太等不一而足。客觀而言，其改造結局卻皆以悲劇告終。歐洲已明顯出現了俄與美歐對峙為特點的歐洲分裂、中東出現了敍利亞與伊拉克持續內戰及IS的泛濫、亞太區域呈現區域一體化停止態勢。美國這種在不論自己強還是弱的狀態下都執着改變的鑽牛角尖式的“牛勁”，的確令人感到不可思議和難以理解。

第三、救世主心態下美國外交政策帶有深刻且強烈的不妥協性。對其認定的威脅，美國往往選擇予以徹底消除，而非與之共存。美國在19世紀將法、俄、西等國家相繼排擠出了北美大陸，對印第安人則予以徹底清除;美國在20世紀對共產主義的蘇聯，採取的是予以擊敗或瓦解的政策。“9·11”後，美國對恐怖主義同樣採取了予以消滅而非遏制的政策。

三大原因

救世主心態反覆將美國帶入戰爭之中並使其深受其苦，但美國卻始終對其痴迷不變，無法割捨。究其原因可概括為以下幾點：

第一，美國以康德和約翰·洛克學説為其外交思想根源。前者關於“戰爭方式消除非自由國家威脅具合法性”的觀念及洛克關於“主權在民和人民有革命權力”的思想，界定着美國的自我身份認同。洛克學説確立的美國建國理念，康德所支撐的“美國理念與制度的世界擴張”思想，為美國國家建設與外交塑造勾勒出了一個具有國內共識性的行動藍圖。這種啓蒙理念貫穿於國家制度建設過程之中，容不得其他觀念體系的競爭，帶有絕對主義的天賦色彩，始終強有力影響着美國外交規劃與實施。

第二，美國天然地以其自身國內秩序和持有的意識形態觀，來衡量與美國交往的國家，習慣地以價值觀或願望而非客觀現實來處理對外關係。現實主義者喬治·凱南曾對此嚴重弊病予以痛批，呼籲外交決策應由深諳國家利益的專家處理，降低道德主義對外交決策的影響，但收效寥寥。長時段看，美國外交歷程是在沿與現實主義者所列政策處方相反方向發展。現實主義理念被擱置也已有趣地成為美國外交傳統。可以説，“救世主理念”塑造着過去、當今與未來美國外交演進歷程，轉變幾無可能。

第三，美國宗教與外交奇特結合更是固化了其“救世主心態”。作為西方世界宗教氛圍最為濃厚的國家，相當多美國精英認為：美國外交政策的自身特色來自於基督教傳統。強調信仰的宗教與強調科學的啓蒙思想本應是相互不容的，但美國硬生生地將基督教與理性觀念有趣地扭合在了一起，以至於無法將其分離。這導致美國在精神與世俗領域都牢固確信：美國的準則是普世適用、普世受惠、普世渴望。這種奇特的啓蒙觀念與宗教觀念“化學反應”，所導致的絕對主義，更是註定了“救世主外交”的主導地位難以撼動。

應該説，“救世主心態”是美國外交固有基因，它導致了美國對其外交的疏於反省和難以換位思考，這對其自身和世界而言，有某種程度的“悲劇性”色彩。(作者是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