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華戰爭反思：關鍵人物上台禍心蓄謀已久

蓄謀已久的禍心

——日本侵華戰爭反思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標誌着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考察那段歷史，不難發現日本對華侵略蓄謀已久，且有頗多戰爭預兆值得反思。因當時限於種種條件及日本的偽裝，人們未必能看清楚，看到了也未必能確認。今天我們在充分佔有史料的基礎上，在有關當時戰爭的一切幾乎真相大白的時候，研究日本侵華戰爭蓄謀及戰爭預兆，更需要從中汲取教訓，警惕歷史悲劇重演。

侵略鄰國的歷史慣性始終沒有改變，野心膨脹最終導致日本全面侵華

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是其長期奉行對外侵略政策的必然結果。

1868年實現明治維新改革後，日本在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同時，也走上了對外侵略擴張的道路。為完成資本原始積累，日本明治政府明確了一個思路，那就是到國外去“搶”。當時，明治政府積極推行“國民皆兵主義”，以實現向外去搶的戰爭準備;通過軍事改革確立軍國主義體制，以實現“對外用兵”的指揮領導;明確侵略的主要對象就是中國，因為清國“地澤財豐”;根本遵循即所謂的“大陸政策”。日本對華“兵備之急，猶如渴飲飢食”。1895年4月，挾甲午戰爭大敗清軍之勢，日本迫使清政府簽訂《馬關條約》，勒索白銀2.3億兩，相當於當時日本4年的財政收入。憑藉這筆賠款，日本建立了金本位制度，實現經濟迅速發展。由此，日本繼續侵略中國的野心大大膨脹，其後的歷屆政府無不積極謀劃推動侵華之準備。

1927年，日本先後召開兩次東方會議，制定了《對華政策綱要》，對侵略中國東北作出具體安排。就在第一次東方會議之後，主持會議的首相田中義一提出了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摺“完成新大陸政策……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第一次東方會議後不久，即爆發了“九一八事變”，日本吞併中國東北三省，並逐步蠶食華北部分地區，之後又挑起全面侵華戰爭。日本對華侵略胃口一步步變大，越來越猖狂，充分體現了日本近代以來侵略擴張政策的連貫性和軍國主義掠奪的必然性。

因此，面對二戰結束以來日本國內否定侵略歷史的逆流，亞洲乃至世界人民有責任促其正視歷史。因為如果不根除其侵略鄰國的歷史慣性思維和僥倖心理，不排除歷史重演的可能。

狂妄的法西斯主義者上台執政，使其侵略主張上升為日本國家意志

不久前，據日本時事通訊社報道，日本國內出現了引用德國納粹頭目希特勒所著《我的奮鬥》部分內容的教材，以供學校選用。日本政府對此熟視無睹、聽之任之，態度曖昧，從而引發各界巨大爭議和質疑。如果有人以為批評日本將《我的奮鬥》作為歷史教科書部分內容是小題大做，那麼只能説明其對歷史的無知與健忘。

希特勒的《我的奮鬥》一書瘋狂鼓吹種族論，主張清除猶太人等所謂“劣等民族”，主張德國應該成為世界主宰者，主張對外奪取生存空間。1924年當希特勒出版此書時，西方大多數政治家僅把它當成囈語，並未對書中瘋狂的語言引起足夠警惕。直到二戰結束後，才有人反思指出：如果當初歐洲能對《我的奮鬥》作者希特勒上台，必然將書中滅絕人性的主張加以落實引起足夠警惕，二戰的悲劇也許不會上演。不幸的是，歷史沒有假設。歷史學家諾曼指出：希特勒《我的奮鬥》一書中，每一頁，平均使4700人喪命;每一章，平均使120萬人喪命。

處於同一時代的日本，也有這樣一批接受法西斯主義，並因隨後主政而將侵略思想上升為國家意志、對外瘋狂擴張屠殺的劊子手。1921年10月底，旅歐日本陸軍軍官永田鐵山、小畑敏四郎、岡村寧次在德國巴登巴登温泉聚會，商討當時日本國內外政治軍事形勢。第二天，東條英機亦從柏林趕到，繼續商討並加入密約。這4人主張對內整軍備戰，對外侵略擴張，鼓吹所謂“大東亞共榮”。此即著名的“巴登巴登密約”，它是日本軍部獨立的萌芽，也是日本政壇轉向軍國主義的起點。此後，4人先後聯繫駐瑞士武官梅津美治郎、駐伯爾尼武官山下奉文、駐哥本哈根武官中村孝太郎、駐哈爾濱武官松井石根等，組成11人的“巴登巴登集團”，並逐漸成為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的核心力量。這些人此後曾分別出任戰時日本首相，以及侵華日軍總司令，有的親手製造了駭人聽聞的南京大屠殺。

由以上歷史不難看出，當主張某種侵略思想的關鍵人物主政時，絕不能對之麻木不仁，掉以輕心。那些把《我的奮鬥》中有關清除“劣等種族”思想當成夢囈的人，把類似“巴登巴登集團”侵略主張當成小兒科的人，最終都難免吞下歷史苦果。

加入世界反動潮流並與之結盟，是日本全面侵華的國際動員

1936年11月，德、日簽訂《反共產國際協定》。一年之後，意大利也加入協定。該協定的主要矛頭是針對蘇聯，同時也是對英、法、美、中等國的示威。它的簽訂，表明日本徹底加入當時以德國和意大利為代表的、主張以戰爭為手段，重新劃分勢力範圍的世界侵略集團，在反人類的反動潮流中同流合污、為虎作倀。三國軸心的形成，雖然分別以美、英、蘇為假想敵，但日本首先想要征服的還是中國。為此，日本戰爭指導當局推行所謂的“南北並進”戰略，認為在德意日三國結盟後獲得千載難逢的機會，無論“南進”還是“北進”，都必須首先侵略中國。

為達此罪惡目的，日本加大戰爭投入，大造戰爭輿論。1937年度日本國家預算支出，比上年度增加30%，其中軍費預算佔整個預算近一半。同年1月，日本陸軍參謀部在《關於對華政策給陸軍省的建議》中，提出當中日關係進一步惡化時，“準備予以致命的痛擊，”公開製造侵華輿論。此後，時任關東軍參謀長的東條英機也提出要對中國“加以一擊”，以免將來對蘇開戰時腹背受敵。總之，對華開戰派與“對華一擊論”的逆流，在日本徹底融入世界法西斯逆流之後，迅速在其國內抬頭。

臨戰前頻繁組織軍事偵察和演習，夯實侵略計劃的每個細節

為檢驗和完善對華侵略計劃，增強軍官指揮和士兵作戰能力，提高備戰程度，日本進行了多方精心準備。在軍事理論上，進一步完善了“巴登巴登集團”核心人物永田鐵山主張的“總體戰戰時體制”。同時，進一步完善對華侵略軍事部署，對平津地區形成半包圍的戰略態勢。西北面是日本關東軍控制的偽蒙軍8個師，正北方則是關東軍一部，東北方則是日本的中國駐屯軍。進入1937年，日本頻繁在國內和已佔領的中國現地舉行各類演習，並多次進行對華作戰圖上作業。當年5月，日陸軍參謀副總長今井清中將，還率領參謀部及幕僚，專程到中國東北進行參謀旅行演習，以便對圖上作業演習進行具體化。與此同時，日軍在華北現地不斷進行軍事演習。其中國駐屯軍曾在北平南郊舉行了由盧溝橋方向進攻北平的大規模演習。其連營級戰術演習，幾乎經常不分晝夜連續進行，實彈射擊持續不斷，可以説已經進入戰爭待命階段。

日軍以一名演習士兵失蹤為藉口發動“七七事變”，不過是自欺欺人的藉口罷了。反思1937年前日本的所作所為，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二戰後，日本國內並未對侵略行徑和軍國主義餘孽做深刻反省和剷除，時至今日，日本國內一些政治勢力總想突破和平憲法，頻頻為軍國主義扯幡招魂，必須引起亞洲乃至世界愛好和平人們的高度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