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可金：這個新世界，中華文明價值凸顯

2016年的世界，“黑天鵝”現象接連不斷。儘管事情都已過去，但籠罩在人們心頭的沮喪、懷疑甚至恐懼卻久久無法散去，人們需要重新確立理解世界的路標，定位世界發展的邏輯方向。

二元的世界

近代以來的世界是一個以民族國家為中心的世界，在歐洲人的路燈下，三十年戰爭和威斯特伐利亞和會為世界確立了民族國家之間的權力政治遊戲。不管是第一波全球化浪潮下歐陸列強瓜分世界的權力鬥爭，還是二戰後美蘇兩大陣營爭霸世界的遊戲，民族國家、領土、主權始終是不變的主題，宗教、道德、文化等非領土性權力都被排斥在國際政治遊戲之外，國際政治被現實主義大師們簡化為圍繞權力的爭奪。

進入21世紀後，近代五百年以來確立的以民族國家為中心的世界發生革故鼎新的變化，在全球化和信息技術革命的雙重沖刷下，世界的傳統分界線受到侵蝕。世界政治的主題正從國際政治中的“大國政治悲劇”，走向世界政治中的“世俗世界”與“神聖世界”的“二元政治”。全球化浪潮將整個世界在物理空間和物質起源上連為一體的同時，在社會生活和精神世界卻種下了詛咒。

全球化浪潮將人們的社會生活分裂為有着楚河漢界的兩種人。一方面，世界出現了權貴複合體，有權的精英和有錢的貴族合流，共享全球化所創造的財富。另一方面，全球化釋放出的巨大產能在世界範圍內形成過剩，社會分化越來越嚴重，那些被全球化拋出核心舞台的失敗者、輸家變得怨天尤人。於是，繁花似錦的偉大時代難以收服競爭輸家們不甘心的抗爭，他們最終在全球化的心臟地帶爆發了，如何補償這些輸家的利益，已成為當前和今後全球化無法迴避的課題。

與此同時，信息技術革命則進一步將生活在同一地球上的人們打入不同的精神世界。數字技術、社交網絡、人工智能、大數據、雲計算，諸如此類的新技術層出不窮，在給人們帶來便利的同時，也把人們分封在不同的精神空間。宗教、道德、種族、族羣、文化等不同社會符號，在信息技術革命的武裝下重新粉墨登場，以各種不同方式在全球化舞台上表述着極端主義、民粹主義、原教旨主義等政治話語。在這種背景下，我們看上去好像生活在同一時空，卻有着不同的精神內容。

在這樣一個複雜的二元世界裏，人們卻面對着同樣的全球性挑戰，比如不斷加速的城市化、大規模的人口流動、能源資源緊缺引發的各種矛盾、全球氣候變化的肆虐、全球產能過剩的煎熬、宗教和族羣矛盾的迴歸，所有這些矛盾被壓縮在同一個時空中。可以説，我們正在進入一個將機會與挑戰、機遇與風險合二為一的新世界，要求我們確立新的思維和行動邏輯，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挑戰。

複合的外交

這個二元的世界要求我們確立與時俱進的外交思維。顯然，斷言傳統的外交遊戲已經退出歷史舞台還是魯莽的，無論是朝鮮半島局勢，還是中東地區紛爭，台前幕後都還不時凸顯大國的外交角色，美國、俄羅斯和中國的戰略互動仍然吸引着人們的眼球，也的確還是世界外交舞台上的主角。環顧世界，基於實力分配原則排列的國際體系結構，仍是影響各國外交行為的關鍵。這些現象都可以用一個理論解釋，那就是勢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任何國家的外交方略都需要建立在權衡國際力量對比的基礎上，脱離這個實際而妄議外交，非但不能為外交助力，反而會添麻煩幫倒忙。

在承認勢力平衡原則的前提下，也的確出現了一個非傳統的外交軌道。比如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馬雲在紐約會見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就是用商業外交打開中美外交關係局面的一種嘗試。再如剛剛在北京召開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峯論壇專門設立了“智庫交流”分論壇，在G20、全球氣候變化進程、國際金融改革等眾多外交場合，人們越來越頻繁地見證了非官方民間因素的魔力。一句話，正因國家之間的聯繫越來越密切，活躍在國家間關係中的諸多非傳統社會因素越來越成為各國外交的生力軍，整個世界正在迎來一個“傳統外交”與“非傳統外交”並行不悖的“複合外交”時代。

中國的貢獻

面對二元的世界和複合的外交新形勢，中國人正在復興古老的智慧，在世界舞台上推出一種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外交新理念。無論從哲學本體論和認識論，還是從方法論和價值論，古老的中華文明中都藴含着啓迪未來的外交智慧。

在本體論上，中華文明強調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辯，找出一個實現天人合一的方案，無論是實現小康，還是天下大同，都是此種哲學本體論的產物。在認識論上，中華文明從來沒有孤立、靜態地看待主體與客體之間的關係，始終強調全面、動態的互動關係，這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認識論幾乎一致。在方法論上，中華文明強調中庸之道，倡導關係理性，認為“過猶不及”，強調不要走極端，要通權達變。在價值論上，中國一直推崇家國情懷，反對個人利己主義，希望行君子之道，國家走以德服人的正統王道。所有這一切，歸根結底都是致力於吸收中華文明的優秀營養，推陳出新，不斷進行創造性的轉化和復興。

我們在強調中國貢獻的時候絕不走向“中國中心主義”，無論是合作構建“一帶一路”，還是參與推動全球治理，中國都是關鍵角色之一而非要當絕對的領導者。中國需要做的事情，是在穩定非傳統外交夥伴的基礎上，與城市、企業、智庫、大學、媒體和非政府組織等建立緊密的夥伴關係，建立覆蓋全球的夥伴關係網絡。從這個意義上説，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過程，就是中國外交拓展非傳統外交的過程，中國外交必將走向國際化、夥伴化和網絡化。包括大數據、雲計算、社交網絡和人工智能在內的新技術普及，將推動中國外交走向複合型和網絡化的新時代。這在中國如此，在世界其他國家也是如此。(作者是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副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