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木：從英國站看駐外記者是怎麼煉成的

人民日報第一個駐外記者站建在蘇聯，毋庸置疑，可第二個站設在英國，則有些出人意料。事實上，這完全合乎國際政治邏輯。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宣告成立，但主要西方國家長期不予承認，唯獨英國是個例外。1950年1月6日，英國宣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1954年6月17日，中英建立代辦級半外交關係。在這種情況下，報社要在國外開一個實地觀察西方世界的窗口，也就非英國莫屬。

1956年6月，潘非、蘇蘭和李紅受命赴英國建記者站。潘非任站長，蘇蘭任記者，他們都參加過抗日戰爭，從事新聞工作多年。李紅任翻譯，他一年前從北京外語學院畢業後分到報社國際部。

他們原計劃記者站建立後有一個對駐在國的熟悉期。孰料，發酵中的蘇伊士運河危機演變中大規模戰爭，英國是這場戰爭的主角之一，成為全世界關注的中心，這為他們出了個需全力以赴投入報道的重大題目。三個人緊張忙碌起來：時而跳上出租車趕往議會大廈，時而參加新聞發佈會，時而又徒步走十幾裏跟隨反戰遊行隊伍進行採訪。那陣子，他們馬不停蹄，趕寫報道和評論，每天干到凌晨兩三點，甚至天光大亮。

對蘇伊士戰爭的報道，看似是一場遭遇戰，實際上是定下了記者站正常工作節奏的基調。

評論由潘非負責撰寫，歐洲局勢的變動不居，英國社會現象的五花八門，為他提供寫不完的素材，他的評論也越寫越有特色，有人這樣評價：“透闢的剖析，巧妙的構思，生動的描寫”。以這樣的筆法，潘非寫了大量的政治評論，開創了國際評論讓人喜聞樂見的寫作風格。30多年後，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的一個學生，以“論潘非國際評論特色”為主題完成了碩士論文。

在重大事件的間隙，潘非還寫了很多通訊。他認為通訊是抽象説理的政治評論和簡短樸實的新聞報道所替代不了的，而深入採訪是寫好通訊的關鍵。他舉例説，寫一篇關於失業工人的通訊，除了掌握大量側面材料，至少必須訪問四五家失業工人家庭。只有訪問了各種各樣的家庭，才能懂得工人失業意味着什麼，文章才能寫得客觀，不失偏頗。同樣，為了寫《泰晤士河》一文，他多次沿河實地調查。

深入採訪加上精心寫作，潘非寫的通訊文筆優美，可讀性強，其中《泰晤士河》、《人狗之間》、《伊登公學》等篇被選入中學課本和大學教材。將英國通訊結集的《泰晤士河》一書，曾暢銷一時，深受讀者喜愛。

蘇蘭也經常外出採訪，工人是她接觸最多的階層。為寫礦工的生活，她到當時英國著名煤礦基地南威爾士採訪，同工人一起下煤井。她以細膩的筆觸對礦井的勞動環境作繪聲繪色的描述：我們換上礦工服、靴子，步行下井。一進去，就冷得打顫，滴下來的泥水灌進了脖子，不平的坑道覄蓋着半尺深的泥漿。我們依靠枴杖前行。光線極暗，我看不見什麼。在一個岔道附近，突然傳來一陣吆喝：“小夥子，加油!小夥子，加油!”接着聽到“撲通”一聲，我臉上頓時濺上了一片泥漿。原來，離我不遠處的“小夥子”竟是一匹馬。它拖着一輛煤車，累得突然跪倒前蹄，趴在泥水裏。後來聽説，這井裏有22匹馬。英國竟有這麼落後的生產方式，難以想象。

刨煤時，空中滿是煤屑、粉塵。整個南威爾士，一年死於矽肺病的有300多人。老礦工比米希向我們講事故發生時的情景：“我們在漆黑的坑道里摸到那倒黴的傢伙。輕輕地，輕輕地，先從受傷的腿模起，摸到胸前，心不跳了，他完了。”以後，他妻子領到250鎊撫卹金，這是一個年輕礦工3個月的工資。

5年倫敦歲月，李紅由翻譯成長為獨當一面的記者。他雖説是英語科班出身，但在國內學的中式英語同正宗的英語有些不兼容。剛到英國時，聽講都有些困難。但他刻苦好學，大量閲讀報刋，還利用一切機會同記者站的當地僱員、一位上了年紀的白人閒聊，向他學英語，瞭解當地民俗風情。他的外文水平提高很快，也加深了對英國的認識。隨着潘非夫婦外文水平的提高，越來越不需要“枴棍”，李紅也更多地承擔報道任務。1960年3月，潘非夫婦離任回國，他獨當一面，全面負責對英國的報道。

在一篇文章中，李紅深情地回憶在英國的日子：“我那時在新聞戰線還是名新兵，潘非經常結合實際問題，向我傳授新聞工作經驗，從不知疲倦，使我產生了對新聞工作的濃厚興趣。”

李紅成為當時人民日報一位出色的勝任國際報道的多面手。1962年，根據中日雙方互派記者的《會談紀要》，中國首批常駐日本記者共7人，李紅是其中一員。1979年11月，他又赴坦桑尼亞建立人民日報第一個駐非洲記者站，並在那裏幹了3年。

幾十年過去了，回首往事，可以這樣説：高強度的工作和較大的活動平台，是磨練和造就人才的重要條件，駐外記者能二者兼得，英國站提供了有説服力的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