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榮政:西方憲政民主的“基因缺陷”
作者:梅荣政
在當今西方世界,憲政民主的衰落已經是不爭的事實。在眾多學者筆下,在各種媒體上,“民主崩潰” “民主失敗”“民主衰落” “民主惡化”“民主危機”“民主困境”“民主失靈”隨處可見。這是為什麼?
美國政治學者弗朗西斯·福山認為:“美國當今的問題是法治過了頭,民主過了頭,而國家能力沒跟上。”如果真如弗朗西斯·福山所説,那為什麼面對民主嚴重危機,各路精英不順應時代發展,進行積極的改革呢?可以看到,美國民眾和一些學者多年來不斷地呼籲改革現行民主制度,但在現實中,希望改革、積極呼籲改革的人沒有權力改革,而一些企圖使體制更民主的“改革”,又導致了更加嚴重的危機。顯然,西方憲政民主衰落的原因,不是因為其法治、民主過了頭,而是西方憲政民主體制本身存在固有的“基因缺陷”。
經濟基礎缺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西方憲政民主的根基或説其“基因”,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個生產方式的絕對規律就是“生產剩餘價值或賺錢”。追逐利潤是資本的本性,而且是無止境的。它毫不輕視已佔有的利潤,但眼睛總是盯着未來的利潤。資本靠什麼力量來滿足這種貪婪的慾望?靠賴以它形成強固起來又絕對忠於它的資本主義民主制度或國家制度。所以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它始終是而且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不能不是狹隘的、殘缺不全的、虛偽的、騙人的民主,對富人是天堂,對被剝削者、對窮人是陷阱和騙局”。這種事實,連資產階級政治家也不得不承認。美國的亞歷山大·漢密爾頓(開國元勳和憲法起草人之一,美國首任財政部長、美國政黨制度的創建者)講得非常明確:社會本身分成多個部分、利益集團和公民階級,為“使少數階級(富人和出身名門之士)在政治上享受特殊的永久的地位”,才設計美國憲法和憲政制度。
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來,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壟斷成為資本主義全部經濟生活的基礎,工業資本和銀行資本相互滲透、彼此融合,形成了金融資本。金融資本範疇的人格化代表,是控制工業企業和銀行的金融寡頭。金融寡頭對經濟社會生活的全面、絕對統治,是金融資本的本質和壟斷的實質所在。它既包括對生產的統治和流通的控制,也包括對全部社會的操控。其根本目的在於獲得超過平均利潤的壟斷利潤。所以列寧説:“金融資本和壟斷組織到處都帶有統治的趨向而不是自由的趨向。這種趨勢的結果,就是在一切政治制度下都發生全面的反動,這方面的矛盾也極端尖鋭化。”兩次世界大戰就是這方面矛盾極端尖鋭化的產物。
現在,壟斷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國際壟斷資本主義。金融資本虛擬化進一步推動着金融寡頭統治,其在政治上的全面反動比列寧生活的年代更加深刻和突出。在這樣的背景下,西方憲政民主怎麼能不走向衰落呢?
靈魂缺陷:歷史唯心主義理論基礎
西方憲政民主的理論基礎是近代西方自然法學説與社會契約論的融匯。近代西方自然法學説,是用自然法解釋社會政治現象或理想的一種政治哲學理論。自然法學説認為,自然法是人類所共有的權利或正義的體系。它先於國家而存在,是社會得以維繫的人類正當行為的原則。國家制定的成文法及國家機制是自然法的體現和實現自然法的保障。社會契約論以自然法學説為基礎,把社會和國家解釋為人們之間訂立契約的結果,以此來説明政治權威、權利、義務的來源、範圍、條件諸問題。
綜合分析自然法學説和社會契約論及其融匯,不難看出,這種政治哲學理論完全建立在唯心主義歷史觀基礎之上。這種缺陷決定了它不可能科學地揭示社會歷史的發展規律,對社會歷史只能限於片面的瞭解。
第一,明顯的先驗性。自然法學説認為人最初生活在自然狀態,受自然法支配。這裏的“自然狀態”“自然理性”“自然必然性”“自然法支配”等,是先驗的宇宙原則。其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説是神學世界觀的法學觀翻版。
第二,抽象的人性論。他們一般都從超歷史、超階級的人性中尋找自然法的來源。英國哲學家洛克把自然法等同於人的理性。法國啓蒙思想家盧梭視自然法為人的自愛心、憐憫心的相互協調和配合,他把個人天生的自由和平等權利作為其《社會契約論》的基本內容,並據此解釋國家的起源和目的。
第三,私有財產和有產階級為中心。盧梭明確指出,平等的核心是財產私有制基礎上的同等權利,無私有財產的無產者自然不能享有。這種政治哲學理論的現實實踐形態,正如美國第二十任總統加菲爾德所説:“誰操控了貨幣誰便是這個國家工商業的絕對主人”。反映在資產階級司法實踐中,手無寸鐵的無產階級總是作為“被告”,遭受由特權階級組成的陪審團審判,而在資本的“奴隸法庭”面前,無產階級“犯罪”也總是早被判定。
第四,適應資產階級不同歷史條件的需求而演化。在資產階級革命時期,自然法學説重視研究國家的起源、性質與作用,藉以論證封建統治違背了人們建立國家的初衷,應予推翻並建立新的制度;在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勢力復辟、建立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的過程中,自然法學説強調建制,重視政體研究,並由洛克倡導、法國啓蒙思想家孟德斯鳩完成了分權學説。到20世紀,資產階級的統治在矛盾衝突中激烈動盪,新自然法學説強調自然法作為一種社會理想,一種衡量實在法是否正義的廣泛標準,應因時而變。美國政治哲學家羅爾斯提出制度的正義,憲法的創制,應採用自由優先原則,以使最少受益者在公平的機會均等條件下達到長期的生活目標(包括補償、互利、博愛和開放)。實際上就是勸説資產階級通過體制改良緩和社會矛盾,解決緊迫的社會問題,確保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的鞏固。
上述政治哲學理論基礎作為歷史唯心主義在法學領域的表現,其根本缺陷決定了西方憲政民主,一是根本不可能確立普通選民的主體地位,更不可能確立歷史唯物主義關於人民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的觀點。在西方憲政民主的代表人物眼裏,作為社會歷史主體的人民、特別是勞動人民,只不過是理應受上帝、神及其代表者皇帝、聖人、精英統治的奴僕、“草根”。儘管資產階級的理論家和政治家極善於將他們狹隘的民主自由賦予普遍的全民形式,但它根本不可能具有廣泛的羣眾根基,不可能具有普遍的人民性。二是神學世界觀、抽象的人性論,終歸是反科學、反歷史的,不管怎麼偽裝,它的作用總是同人類的科學發現、實踐發展、社會進步成反比的,這就是現今西方憲政民主日益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之一。
體制機制缺陷:多重矛盾糾結中的運行
西方憲政民主作為一個具有鮮明指向和特定內涵的範疇,現已演變為包括“總統制”“兩院制”“三權分立”“多黨制”“新聞自由”“軍隊國家化”“司法獨立”,還包括媒體、智庫、教育和學術機構等等一整套資產階級的國家理念、政治模式和制度設計。其在體制機制運行上的多重矛盾糾結,伴有三個無法擺脱的痼疾。
第一,“金錢政治”結構。整個體制機制只能在壟斷資本控制和操縱下運行。按美國知名民主黨人士馬文·昂魯的説法“金錢是政治的母乳”,即一切靠金錢來運轉。這樣,只有財力雄厚的資產階級利益集團的代表才有可能勝選執政。對於普通勞動者來説,“這就是容許被壓迫者每隔幾年決定一次究竟由壓迫階級中的什麼人在議會里代表和鎮壓他們!”而金錢本身是個剛性的東西,只能上不能下,耗費的財富會越來越巨大。
第二,利潤抉擇原則。馬克思曾引證19世紀英國工會活動家託·約·鄧寧的話描述説:“資本害怕沒有利潤或利潤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樣。”西方憲政民主一整套國家理念、政治模式和制度設計,整個運行按資產階級是否能獲得利潤為原則,它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日益加深的貧富兩極分化。
第三,無解的內在矛盾。僅就國內方面説,西方憲政民主面臨三大矛盾:一是壟斷集團絕對自由的要求與國家控制的對立。金融寡頭為獲得利潤,不希望任何妨礙它的國家管理和控制;但是為了防止和鎮壓威脅它的利益,又不得不把國家暴力強化到極端。二是金融寡頭要實現對經濟社會生活全面、絕對的統治,希望把一切與之對抗的力量都消滅掉,特別是不希望無產階級的存在。但是為了確保壟斷利潤的獲得,它又需要為它創造剩餘價值的無產階級,而且還要創造條件,促使無產階級適應現代化的生產。三是資產階級整體利益與各部分利益之間、金融寡頭代表的各壟斷集團之間、壟斷集團同中小資產階級之間的對立。這些矛盾相互交織,錯綜糾結。西方憲政民主運行於這些深刻的矛盾之中,所以對立、對抗、較量、鬥爭,亂象叢生。
如多黨競爭、輪流執政,這本是資產階級政黨內部不同派別的一種權力分配、交換和平衡機制,但資產階級作為一個整體根本不能容許什麼分權。那裏,兩個輪流執政的大政黨中的每一個政黨,都是由這樣一些人操縱的。這些人把政治變成一筆收入豐厚的的生意。
如“三權分立、互相制衡”。實際上,20世紀以來,大量事實表明,西方國家行政權不斷擴張,大有超過立法權的趨勢。“三權”制衡實際成為資產階級內部各個利益集團之間的一場爭權奪利的遊戲。
如“司法獨立”。馬克思早有揭露:法官的推選、任命、立場是由資本特權決定的。如此一來,“法官的虛假的獨立性被取消,這種獨立性只是他們用來掩蓋自己向歷屆政府奴顏諂媚的假面具,而他們對於那些政府是依次宣誓盡忠,然後又依次背叛的。”
綜合上述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憲政民主的衰落,西方國家面臨的種種危機,根源於憲政民主本身的基因痼疾,所以曾經持“歷史終結論”的美國政治學者福山近年來多次哀嘆:“美國政治制度日漸腐朽。”(作者是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