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靖:“美國亂象”是對整個世界的挑戰
作者:黄靖
眼下的美國,不論是政府內部,還是外交環境似乎都遇到了點麻煩。因“通俄門”而將接受特別檢察官的調查成了特朗普的一道“坎”,但他面臨的困難其實還遠不止於此。
“三無”總統
早在當選之後,特朗普就被認為是美國曆史上前所未有的“外行總統”。而且除了缺乏從政經驗之外,特朗普還面臨“三無”:
第一,無團隊。一屆美國政府中有近800個高級職位,其中副國務卿、副防長等諸多高級職位都需由總統提名並經國會批准任命。而目前獲得特朗普提名者不足需求的十分之一,獲國會通過的不到20人。上任已近5個月,仍沒有一個健全的團隊,如此局面,很難想象有效地領導美國。
第二,無政策框架。按照美國的政策制定過程,總統的任何想法都需要其團隊作出政策框架報告,經由相關部門的共同商議後形成具體的政策,再報請國會通過。而一個“無團隊”的特朗普不可能將自己的想法靠“推特”轉換成可以落實的具體政策,並且與相關部門、國會進行有效地溝通和協商。這反映出特朗普“決策難”的窘境。
第三,無戰略共識。作為世界頭號大國,美國在重大的內外政策問題上必須要有內部的戰略共識。而目前的美國內部嚴重撕裂,不僅是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勢不兩立,特朗普與共和黨建制派之間也存在裂痕,白宮西廂房和內閣在一系列問題上纏鬥不已,就是明證。
西廂房的顧問們由總統直接任命,而內閣成員須經國會批准方能就任,後者代表的終歸是建制派利益。自尼克松以來,西廂房和內閣之間一直都有利益衝突和矛盾,但從未像特朗普就任以來這樣勢同水火。
三大支柱
特朗普雖困難重重,但是過早斷言其難以長久則失之武斷。實際上,特朗普在很多重大問題上都有精準的判斷,並且做出了重大妥協。
歷史證明,一個共和黨總統必須和三個利益集團保持密切關係:以華爾街為中心的大資本集團,以石油工業為中心的能源集團,以及軍工集團。特朗普與這三大集團並無交集,即便勝選之後也對其持觀望甚至是反對態度。但特朗普上台後很快採取措施,不但安撫了三大利益集團,而且開始與其建立密切的聯繫。
特朗普提名三位前高盛高管進入內閣,幫助他打理美國的經貿事務(事實上,這三位瞭解中國並且務實的高管,在中美之間避免貿易戰中起到了關鍵作用);同時利用總統權力鬆懈了奧巴馬時期制定的對華爾街的管制條例,在美元匯率、生息問題上都做出了有利華爾街的決定。特朗普不久前宣佈人民幣不是“被操縱貨幣”部分原因也是向華爾街示好。華爾街也轉而支持特朗普,股市也隨之上揚。
對於能源集團,特朗普上台後就表態美國將不再參與《巴黎協定》,6月1日正式宣佈退出也給能源集團送了一份厚禮,與布什家族關係密切的能源集團對特朗普的態度由反對轉為欣賞。特朗普上台後削減各個部門的經費,卻唯獨增加軍費、訂購大量武器,這也無疑讓軍工集團非常高興。
共和黨的三個支柱性的利益集團對特朗普態度的轉變,是“三無”總統特朗普仍能撐下去的主要原因。
但是,特朗普總統的政治生命力還有更深層的原因。小布什的右翼政府和奧巴馬的左翼政府治下的16年,極大地撕裂了美國社會,暴露出了美國社會在快速全球化過程中出現的深刻對立。其主要體現是作為美國建國主體的中下層白人,和以移民、精英為主體的自由派之間的矛盾。如果建制派現在對特朗普痛下殺手將其彈劾,那麼會立即引爆美國的內部矛盾,以至引發內亂。
美國曆史上游行示威並不鮮見,但通常參與者除城市居民外大多是少數族裔和青年學生,這些人情緒高漲,但行動力十分有限。特朗普的支持者則大都是住在鄉鎮地區的白人羣體,他們大都是美國“獨立戰士”後裔,因而自認為是真正的美國傳人;根深蒂固的基督教沙文主義立場使他們對“政治正確”深惡痛絕。儘管這個羣體在輿論界幾乎默默無聞,但作為絕對自由主義(libertarianism)的信徒,他們有很強的行動能力。一旦行動起來,他們很可能效仿其為美國獨立而戰的先輩,開着自己的皮卡、扛着自己的步槍起來抵抗“非正義政府”。正是恐懼這種情況發生,華盛頓建制派不敢、也不會和特朗普徹底決裂。
另一個重要原因在於2018年的國會中期選舉。相當一部分共和黨議員、尤其是來自美國中西部的國會議員都深知特朗普的支持者是得罪不起的,一旦失去這些選票,他們將丟掉在國會的席位。所以在2018年的中期選舉前,他們也不會和特朗普鬧翻。
攜手治“亂”
當然在客觀上,新一屆美國政府不但讓美國的“軟實力”受到一定的損害,單邊主義也破壞了美國和其盟友的關係。在最近的七國峯會後,德國總理默克爾就公開表示美國不值得信任。如果雙方不妥協,問題只會更嚴重。
而且,美國現在的“亂象”如果不加以有效地控制,必將帶來全球性的負面影響。這不僅因為美國是全球第一大國,是當今世界秩序的主要建造者和“領導者”,更為要緊的是,一旦美國陷入不可逆的“動亂”,統治集團很可能通過“挑起外部戰爭”的方式轉移危機,來尋求出路。這對於需要和平繁榮的安全環境的中國乃至整個世界來説,都將是災難性的。
從這個意義上講,克服“亂象”帶來的負面效應不僅是美國人民的責任,也是包括中國在內的全世界有識之士的使命和責任。筆者認為,美國人應該有足夠的力量和底藴克服當前的“亂”。更重要的是,世界各國為維護世界秩序與和平發展,也會一道努力克服美國帶來的“亂”。在這一關鍵歷史時期,習近平主席在達沃斯論壇和“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峯論壇上的講話中,都強調要堅持以市場經濟和自由貿易為動力的經濟全球化,和以多邊機制為基礎的全球治理,不僅符合歷史發展大潮,也體現出中國作為一個世界大國的擔當和作為。(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亞洲與全球化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