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方怒懟銀行凸顯信息共享缺失之瘍

近日，雲南宣威一男子持身份證去當地銀行辦理業務時，被要求開具户籍證明。為此，當地警方霸氣“懟”銀行稱，按照相關規定，公安機關已不再出具此類證明，若再讓羣眾往返，將通報銀行單位的紀檢部門。

很多人看到這樣的新聞都很解氣，為警方的霸氣回應拍手稱快。但不能否認的是，警方怒懟銀行的背後，依然是公眾在辦理某些事項時面臨着自證身份的尷尬。更深層次的原因則是部門間信息共享的不暢通，於是，雖然有些部門不再出具相關證明了，但某些部門依然需要該證明以減輕責任。因此，必須儘快實現政府部門與其他服務機構間的信息共享，方能釜底抽薪，根治奇葩證明。

在陌生人社會，證件及證明是個人向外界介紹、展示自我，構建互信關係的載體，是有關部門提供管理、服務職能的前提。這本質上是一種信用保證，即用權威機構出具的憑據來佐證居民身份屬性、人際關係或社會關係的真實性，防止有人在獲取資格、享受待遇及辦理事項時弄虛作假。譬如，做律師、參軍需證明“未受過刑事處罰”；購置不動產需以“婚姻關係證明”作為區分婚前個人財產和婚後夫妻共同財產的依據。這些證明其實沒什麼不妥當，相反，如果有關部門在辦事時什麼都不管不問，才是失職瀆職，才會導致社會亂套，各種糾紛多發。

但奇葩證明的泛濫，一是個人信息分散於各個部門間而缺乏共享。如户籍身份信息及違法前科由公安部門掌握，婚姻信息由民政部門收集，房產、車輛、存款信息也分別由不同部門掌控。二是整個社會的誠信狀況不容樂觀，弄虛作假行為多發，導致公共部門對各種證明過度依賴。因為説謊和欺騙幾乎沒有任何成本，辦錯事、給錯錢卻要付出實實在在的代價。基於自我保護，辦事機構和經辦人只好要求服務對象提供各種證明，以便減輕自己責任。譬如，儲户多年前存款時使用的身份證號是15位，如今取款時身份證號已經變更為18位，或者已經改名。在銀行不確定兩者是否為同一人的情況下，就需要公安機關的證明來佐證，否則，一旦給錯了錢，既要受處罰，又要承擔賠償責任。

近年來屢屢出現公安機關怒懟銀行的事件，與此不無關係。那麼，如果要求方非得讓辦事羣眾提供證明，但出具方又以自己不再承擔相應職責而拒絕，豈不是讓羣眾夾在中間左右為難，多跑了冤枉腿也辦不成事情。因此，要想解決奇葩證明，關鍵要找準病根，主要治理證明要求方，遏制其不合理要求。特別是要求各行業抓緊進行梳理，列出必要的證明清單，清理那些毫無合理性的證明要求，並明確由誰承擔證明責任，即哪些證明由索取部門自行核實，哪些證明由辦事羣眾提供。

同時務必加快各部門間的信息共享。以身份證為基礎，將公民的户籍、婚姻、教育狀況、社保繳費等信息整合到統一平台。以大數據思維下的跨行業、跨地區間信息共享破解“證明難”、辦事難頑疾。只有這樣才能提高社會運轉效率，實現僅持身份證就可暢行各地，順利辦理各項事務，完成各種證明的美好願景。否則，銀行要求儲户提供證明，公安機關怒懟銀行的事件還會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羣眾還是遭遇辦事難。（史洪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