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嵎生：1989年，我與巴拿馬外長談“建交”

編者按：13日早上9點(當地時間12日晚上8點)，在巴拿馬首都巴拿馬城，巴拿馬總統巴雷拉發表電視講話，宣佈與中國建交。據此，前駐哥倫比亞大使王嵎生給我們分享了他難忘的外交經歷。這樣看來，中巴兩國關於“建交”的外交討論，至少要追溯到1989年了……

巴拿馬是個不大的國家，面積近八萬平方公里，人口也只有200多萬。但它連接中美洲和南美大陸，是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間的交通要道，舉世聞名的巴拿馬運河被譽為“世界橋樑”，戰略地位十分重要。

巴拿馬原是哥倫比亞的一個省。1903年，美國同哥倫比亞簽訂由美國修建和租借運河條約，哥議會拒絕批准。不久，美軍便在巴拿馬登陸，策動巴拿馬脱離哥倫比亞成立巴拿馬共和國，美巴簽訂不平等條約，美取得修建和經營運河的永久壟斷權和運河區的永久使用、佔領和控制權。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巴拿馬人民反美愛國鬥爭不斷發展，要求收回運河區主權。1977年9月，美被迫同巴簽訂了新的《巴拿馬運河條約》，並於次年批准生效，規定兩國官員組成運河管理委員會;運河區的司法和移民機構以及海關和郵局等將逐步交由巴拿馬管轄和經營;1999年12月31日新條約期滿後，馬將全部承擔對運河的管理和防務，美軍將全部撤離巴拿馬。

我國對巴拿馬愛國正義鬥爭一直深表同情和支持。中巴兩國曾有過不少關於關係正常化的接觸，但由於美國的特殊影響和微妙的控制，巴拿馬一直同台灣當局保持着“外交關係”。托里霍斯將軍執政時期，中巴關係正常化呈現着較好的發展勢頭，但不幸托里霍斯於1981年7月因飛機失事遇難身亡。此後雙方雖續有接觸，但勢頭已減。

繼續尋求和探討中巴關係正常化是我國的一貫政策。我作為新中國在這一地區工作的大使，當然也義不容辭。

1988年，我自尼日利亞調任駐哥倫比亞大使。從使館朋友的名單中，我發現了巴拿馬外交部長裏特爾的名字。他有中國血統，母親是中國人，他的夫人是哥倫比亞人，在哥工作，子女也都在哥學習。他幾乎每週都來哥倫比亞度週末。為了打開對巴拿馬的工作，我和我夫人楊帆花了很大力氣做他們一家的工作，經常禮尚往來，關係日漸加深。他那身上流着中、巴、哥三個民族血液的女兒長得十分可愛，集中了三方的優點。有時她也是我們的“小客人”，為我們的感情交流更增加幾分歡快的氣氛。大約半年以後，我們開始很自然地交談各方面的問題，特別是兩國情況和有關兩國關係正常化問題。

1989年上半年，在一次家宴上，他相當嚴肅地表示，願邀請我作為他的“私人朋友”訪問巴拿馬，討論建交問題。同時他明確強調，希望分“兩步走”。

當時，美國國內有一股強大的勢力不滿新運河條約，不甘心讓巴拿馬在本世紀末收回主權，布什政府對巴拿馬政府採取了與卡特政府不同的態度。巴拿馬的諾列加政府處境十分困難，面臨美國直接干涉甚至入侵的危險，確有同我發展關係、取得我支持以牽制美國的願望。與此同時，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之後，台灣當局趁機加強“彈性外交”攻勢，並在拉美地區個別小國有所得手。西方一些國家也企圖孤立我國。為了拓寬外交陣地，當時我國一面在同印尼談判復交，一面也積極準備打開同巴拿馬關係正常化的局面。根據國內指示精神，我當然表示很高興接受邀請;同時告訴他，中方對建立和發展中巴關係持積極態度，願意聽取和研究他關於進一步發展兩國關係的設想和建議。我問他，兩國關係正常化的主要障礙究竟是什麼，巴政局動向到底怎樣。裏表示，障礙主要來自何方不言自明，巴處境十分困難，有被入侵的危險。不久，裏又重申對我的邀請，並表示已準備在10中下旬接待我。

正當我積極準備赴巴訪問時，巴拿馬外長突然易人，卡姆(CUM)外長上任。我當時感到失望，因為尚不知他是何許人也。而且，一般説來，往往是“人一走，茶就涼”。重新熱茶，需要時間，可時間又如此緊迫。此事真叫我愁眉不展，吃不好睡不香，苦無良策，決定觀察一下再説。

第二天上午，我的禮賓秘書忽然通知我去接巴拿馬外長的長途電話。我開始有點納悶，不知是老外長還是新外長。但很快就明白了。對方首先自我介紹説，他是巴拿馬昨天新上任的外長，重申前外長裏特爾對我的邀請仍然有效，邀請我11月初訪巴就兩國關係進行“實質性會談”。我首先熱烈祝賀他當選外長，並表示接受他的邀請。

這是個難得的機會，需要採取果斷的決策。但説實在的，當時我真摸不清巴政府對發展兩國關係的意圖和具體設想。它是真的要進行建交談判，還是僅僅一般性地要發展兩國關係，要求我支持;如系前者，它是要分步走，還是一步走。

因此，準備工作十分繁重。除了深入瞭解情況外，還需要提出建議和對策，最核心的是如何看待和處理“分步走”的問題。我國在建交問題上，一貫是堅持原則的，但策略上也有一定的靈活性。中美建交前就有過在特定條件下的“聯絡處”，同日本有過貿易備忘錄辦事處，同新加坡和沙特也有過類似的情況。同巴拿馬是否也可沿襲這些先例，這就要看具體情況，把握時機，果斷決策。當時國內指示非常明確：要力促諾列加政府在兩國關係上邁出實質性的步子，一步走。但也要考慮巴方的實際困難，設法幫助解決。

11月初，我帶着政治秘書劉峻岫等三人如期悄悄地到達巴拿馬城。機場上沒有鮮花，沒有歡迎的人羣，但湛藍的天空、和煦的陽光，給人一種祥和的感覺。巴外交部對外政策司總司長卡爾德隆女士和禮賓司總司長到機場迎接，並全程陪同我在巴的訪問。我們被安排住在一家據説是最好而又最安全的旅館。禮賓司長告訴我，我們實際上是“總統府的客人”，一切費用同由總統府支付，保衞人員也是從總統府和諾列加衞隊中抽調來的。隨後我們就發現我們住房門口有三四位身強力壯的便衣人員24小時輪流守衞，兩個帖身保鏢與我寸步不離，態度非常和藹可親。卡爾德隆女士私下對我説，美國和台灣方面已知我要來訪，台方“大使”宋長志(前台灣當局“國防部長”)，這些日子“象熱鍋上的螞蟻”，一天要給巴外交部長打幾次電話，到處奔走遊説，要求取消這次訪問。美方也配合施加壓力。但巴政府態度堅決，不為所動。

從接待規格以及卡爾德隆女士談話情況看來，我感到巴方對這次訪問非常重視，可以説是“寄予希望”。宋長志的焦慮不安以及四處活動，固然可能增加阻力，但也足以從另一個側面説明，巴方對待中巴關係正常化，這一次很可能要動真格的了。

當天下午，卡姆外長即同我舉行第一次會談。卡姆強調，巴拿馬政府重視同中國的友誼以及中國在國際上舉足輕重的作用，一直希望能實現同中國關係的正常化。但由於種種中國朋友也知道的原因，未能如願。現在應該是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了。巴正面臨強大的外來壓力和威脅，經濟上也十分困難，需要中國的支持。不過在建交問題上，希望還是分兩步走。否則，步子邁得太快，可能招來麻煩，特別是台灣方面可能採取報復措施，巴經濟上將蒙受重大損失。希望中國方面能體諒巴的處境。

由於事先對巴方有關情況和考慮已比較瞭解，國內指示也十分明確，我首先轉達了錢其琛外長對他的祝賀和問候，希望兩國關係在他任期內能有“實質性發展”，接着從容不迫地表示，我們完全理解巴面臨的困難和處境，願意在政治、經濟上同它合作，包括向它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經援。但由於兩國尚無外交關係，這些方面的合作，不可避免地會受到限制。相信中巴關係正常化一定會使兩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合作得到全面的發展，這將有益於兩國人民，有益於地區和世界和平。因此，在兩國關係正常化問題上，我主張“一步走”。這樣做對雙方都有利，也符合世界潮流。中巴建交是兩發展政治、經濟等各個領域友好合作的“必要前提”。我們兩國之間已有多年接觸，兩國建交應有一個“政治決斷”，中方願在一步走的基礎上聽取巴方對發展兩國關係的設想。卡姆聽後表示，希望次日再會談一次。

當晚，卡姆外長為我們一行四人舉行了一次盛大的晚宴。為了避開記者和美、台人員的耳目，宴會地點選在郊外一處偏僻的地方風味餐廳。巴外交部總司長以上的官員全部出席，教育部長和農業部長也出席作陪。晚宴氣氛友好、誠摯、熱烈。卡爾德隆女士對我説，“我們選擇了一個寧靜的環境來歡宴大使閣下，但這並不妨礙我們之間真誠熱烈的友情。”

席間，卡姆外長髮表了簡短而熱情友好的講話，不少官員同我們好象“一見如故”，暢談對新中國的好感和嚮往，以及他們對台灣方面的鄙視和對美國的不滿，但也談了不少政治和經濟方面的困難。我也趁機向他們介紹了我國對外基本方針和政策，特別是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整個氣氛十分融洽。在外交上，宴會只是一種形式，其豐富的內涵和樂章要靠有心人去體味，去譜寫，有時要認真地去聽“弦外之音”，有時一些事的解決“心照不宣”，甚至“盡在不言中”。這次宴會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巴方強烈渴望兩國關係正常化，但吃不准我方究竟能付出多大的代價。

宴會之後，我們又去拜訪了一些知名的愛國華僑。他們聽説我來到巴拿馬並負有特殊的使命，很是興奮，紛紛向我們介紹巴政府的困境以及宋長志如何焦躁不安，説連那原已訂好的為200華人青年舉行的大型晚宴都取消了。希望我們能抓住機會，爭取兩國關係正常化，為在巴拿馬的近10萬華人造福。

回到住處已是午夜。我們四個人一起回味和分析了一天的活動，併為第二天的會談作了認真的準備。因為進展比較順利，大家心情十分舒暢。談起郊外那靜靜的一隅，我們同行的一位年輕的秘書情不自禁地輕輕哼起了一首古老的俄羅斯民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不過她把詞改成了：“深夜花園裏四處靜悄悄，只有宴會在進行着，氣氛多麼好，令人心感動，巴拿馬郊外的晚上”。

同卡姆外長第二次會談一開始，我就開門見山，表示我方完全理解巴方的處境，並真心誠意地願意伸出友誼之手，但是沒有外交關係，或只有“半外交”關係，侷限性是很大的;強調希望巴方領導人能不失時機地作出明智的“政治決斷”。至於巴方的實際困難，我已充分考慮過。中巴建交後，我將做努力，使巴拿馬不致因同台灣當局“斷交”而蒙受經濟損失;同時，我對巴同台保持純屬民間性質的經貿往來不持異議，也不反對台及其公司在巴投資;巴拿馬的香蕉、白糖不是我當前需要進口的商品，我國對非建交國也不搞政策性進口，但建交後我國政府會根據需要和可能積極考慮如何幫助巴拿馬解決這一困難。卡姆外長聽到這裏笑逐顏開，連聲説“這就好辦了”，他馬上要向總統和諾列加將軍報告。

第三天我就會見了巴總統和諾列加將軍，與總統的會見是禮節性的，他表示聽説會談順利很高興。諾列加同我熱烈握手，並明確肯定其外長同我的會談，表示贊同兩國關係“一步走”。諾在當時被稱為是“強人”，但給我的印象並無將軍的威武風度，説話有點靦腆，可態度明朗、堅決。我根據國內指示，首先轉達了對他的問候，明確譴責美國干涉巴內政的粗暴行徑、特別是插手“10.3”(十月三日)未遂兵變。我還送給諾列加一對中國著名的景泰藍花瓶，而且開玩笑地説，中國景泰藍不僅精緻、美觀大方，而且十分堅韌，象徵着一種人的性格。諾會心地笑了。他同我會見後，還領我觀看了“10.3”兵變在他辦公室牆壁上留下的累累彈痕，説決不能讓這種事重演。

後來我又同卡姆外長舉行了一次單獨會談，大體商定了他應錢外長邀請訪華的日期以及準備簽署的幾個文件，其中建交公報等文件由我方起草，經濟技術合作協定由巴方起草。大事解決後，我們輕鬆愉快地遊覽了巴拿馬市容，參觀了美國人控制的巴拿馬運河區，拜謁了托里霍斯將軍墓，還到科隆自由區看了中國巴拿馬貿易中心。一週後回到聖菲波哥大。

不幸的是，正當我準備回國參與接待卡姆外長的前幾天，12月20日凌晨美國直接出兵入侵巴拿馬，推翻了諾列加政府，建立了新政權。當我凌晨從電視新聞中看到這一消息時，我極度傷心和憤慨，感到“功”敗垂成，結果實際上還是美國幫了台灣當局的忙，使中巴建交進程在關鍵時刻不得不再一次中斷。沒有想到，曾經被視為抗美的諾列加不久便成了美國的階下囚。當時我幾乎要仰天長嘆：悲哉，諾列加!

諾列加的一頁已成過去。我不想對他作“人物評價”，他的功過自有世人評説。但我在巴拿馬的七天經歷和使命至今仍歷歷在目，令我終生難忘。中巴關係雖幾經風霜，但兩國人民的友誼是割不斷的。兩國關係的正常化也是遲早要實現的。(作者是前駐外大使、環球網特約評論員)

文章原載於作者著作《一個大使的成長與思考》，原題為《一次難忘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