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勇鵬：當西方政治無力繼續“製造共識”

自去年的美國大選以來，法國、英國的選舉政治又一次次暴露出西方國家內部的政治分裂。民意的分裂使得以大眾選舉為基礎的自由民主制度的代表性和合法性受到質疑，如果被選出的官員和議員無法代表大多數人民的意志，那麼他們統治國家的權力又有多少合法性呢？

這種現象還反映出西方國家當前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民意與民心的矛盾。

民心是指人民整體的根本利益和意願，這應該是有共識的，誰不希望自己的國家更加安全、繁榮、公平呢？民意則是指人民的即時意願，即便對於長期目標存在共識，人民中的不同部分在實現手段和具體問題上也可能會發生重大分歧。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特點主要在於滿足眼下的民意，因而西方的選舉必然會一次次地撕裂社會，最後使國家陷入失能。

有人會説，不對啊，過去幾十年，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社會基礎之一就是廣泛的社會共識啊!

沒錯。但這裏需要講清楚兩個問題：*其一，作為一種制度，自由民主對共識有着較高的要求;其二，自由民主的運行必然會不斷削弱這種共識。於是產生了一種矛盾的怪圈，只有不斷製造共識才能支撐自由民主，自由民主本身卻在不斷摧毀共識，*這又對製造共識提出了進一步的要求，最後自由民主變得只有靠極強的意識形態控制才能維繫。西方國家過去一百多年的歷史就是在這個怪圈中折騰。

首先，西方國家如何製造共識？“製造共識”這個詞因美國學者赫爾曼和喬姆斯基的同名著作而為世人所熟知，兩位學者用這個概念來指美國政府和精英集團利用媒體來進行宣傳的行為。但實際上，製造共識的歷史過程要廣泛得多。

二戰後西方國家以共識政治自我標榜，但是不願意談及共識形成的真正歷史。其實放在稍長的歷史時段中看，共識是例外而非常態。

拿歐洲來説，近代民族國家形成以來，始終充斥着宗教、民族和階級的鬥爭，最後大多是以流放、移民和肉體消滅等手段暫時得以解決，政治上的右翼(包括納粹)和左翼(包括共產黨)都是在20世紀上半葉的一系列“戰爭與革命”中被消滅。戰後的共識政治榜樣瑞典社民黨，其實在戰前曾經兇殘地迫害共產黨人。因此所謂共識，是以異己被驅逐和消滅為前提的。再説美國，在獨立革命前就存在嚴重分裂，自立國起就陷入了劇烈的黨爭和階級、種族鬥爭。最後所有的矛盾在兩次世界大戰的爐火中得以燃燒耗散，以幾千萬生命的代價鑄就了戰後短暫的共識時期。

*除了內部的鬥爭之外，還有兩個因素支撐了西方的共識政治，一是經濟平等，二是冷戰。*一方面，所謂經濟平等，主要源於兩個原因，一是西方殖民歷史積累的鉅額財富和在全球價值鏈上的“獵食者”地位，使其可以用剩餘財富來贖買內部矛盾，二是世界大戰摧毀了資本存量，造成了客觀上的平等狀態，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就發現了這一點。另一方面，西方國家通過與蘇聯的競爭，肅清了內部反對聲和批判力量，在西方內部維持了近半個世紀的“冷戰共識”。

基於這種製造出來的共識，自由民主才得以生存和運轉。作為一種反證，我們可以看看西方所謂民主推廣的成果，由於缺乏上述政治共識的條件，採用了自由民主的非西方國家，大都陷於內部紛爭和發展困境之中。

其次，自由民主如何摧毀共識？如前所述，自由民主對意識形態有着高度的依賴，必須持續推行自由主義和多元主義的話語霸權。客觀地講，多元主義的興起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人民追求進步、公平和社會主義的結果，但是在自由民主制度下，它必然會轉化成自由主義價值觀的一個部件，服務於資本精英集團統治國家的需要。

其結果就是個人的價值和自由被抽象地誇大，權利意識成為一種無人敢觸碰的宗教，以至於社會逐漸發生“逆共同化”倒退，縱向的“認同政治”不斷撕裂社會肌體，橫向的“階級政治”則長期被刻意壓制。*當社會不公嚴重到階級政治無法繼續掩蓋時(美國2011年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就是最初的信號)，認同政治和階級政治的交匯就會瞬間導致社會的原子化爆發。*而自由民主制度和多元主義國家的設計，恰恰為這些混亂信號和矛盾訴求輸入到國家政治系統之中提供了渠道，於是就必然發生政治共識的解體。

西方前景如何？*依照歷史的經驗，西方要走出這場共識分裂的可能十分渺茫。*首先，西方在世界上的優勢地位已經削弱，沒有超額利潤來進行內部安撫，也不可能再有機會從容地製造共識和向外轉移矛盾;其次，自由主義價值觀的合法性和欺騙能力已經基本耗盡，短期內無法重整旗鼓。所以西方眼下只能祭起民族主義、保守主義甚至宗教精神來得到暫時的凝聚，這種策略對於自由民主的命運而言實際是飲鴆止渴，短期的倖存只不過加速了系統性失敗的來臨。

還有一種可能，就是通過革命和戰爭來重新洗牌，但那已經是後自由民主時代的前景，超出了本文的討論範圍。無論如何，西方社會的政治分裂已經對其現有制度構成了嚴峻考驗。(作者是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