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中企海外勞資糾紛誰之過

美國《紐約時報》日前刊文，稱中國玻璃製造商福耀集團面臨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發起的工會運動。此次事件並不令我意外。因為無論是赴海外直接投資，還是單純的對外貨物出口和工程承包，不管是在美歐這樣的發達國家和地區，還是在秘魯、贊比亞、柬埔寨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勞資關係摩擦早已成為中國企業在海外面臨的最大考驗之一。

對高風險國家和地區儘可能以銷售取代投資設廠生產，滿足企業員工合理要求主張……這些都是應對海外勞資關係問題的必要功課。但首要的任務還是正名，為中國模式正名，佔據理論和道義制高點，否則根本不可能擺脱被動。

多年來，在西方主流話語體系下，中國經濟發展模式被塗抹上了“工人低工資、低福利、無保障”的油彩。相應地，中國企業在海外遭遇的勞資關係衝突，普遍被先入為主地視為中國企業之過。然而事實是，中國企業和中國製造絕不是“低技術”的代名詞，因而並非只能支付不合理的低待遇。中國企業在海外市場遭遇的許多勞資關係摩擦，實際上是先進高效的中國模式與落後低效的東道國模式、勤奮的中國人與懶惰的東道國人之間的摩擦。正確的做法不應該是譴責先進、高效和勤奮，並強迫其向落後、低效和懶惰看齊，而是相反。

在現行體制下，美國工會掌握用工權利，卻不承擔提供具備相應知識能力工人的義務，致使中國投資方或合作方工作效率受此拖累。不僅如此，在美國大型製造業企業現行勞動薪酬體制下，對工人普遍實施計時工資，工人工資取決於工種和工作時間，與完成的工作量沒有關係，導致工人工作效率普遍較低，加班加點以求儘快完工投產的情景很難想象。而在美國現行工會體制下，工會幹的事情就是全力以赴保護工人們磨洋工、耗日子的“權利”。

曾經獨步天下的美國汽車、鋼鐵等產業為什麼沒落？這些產業的工會組織難辭其咎，其中就包括這回與福耀玻璃衝突的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即使美國社會自己，對此問題的研究分析也屢見不鮮。正因為如此，我一再強調，我樂於見到“特朗普經濟學”奏效，因為只有一個基礎紮實、宏觀經濟穩定的美國，才是我們可以長久持續開發的大市場。而特朗普重振“美國製造”的雄心成敗，很大程度上要取決於他改革美國福利制度與工會制度的結果。正因為中資企業在海外市場遭遇的諸如此類的勞資關係摩擦可謂多矣，所以我無法認為這回的摩擦錯在福耀玻璃，我更希望“山姆大叔”能靜下心來改革勞動法規和工會體制中早已不合時宜的成分。

事實上，德國能有現在較好的經濟表現，離不開當初施羅德不惜犧牲自己政治生命對勞動法規的改革。法國新總統馬克龍當初在經濟部長任上也曾大力推動勞動法改革。那麼，從美國到中國直接投資迅速增長的印度，正在努力爭取中國投資者的東道國們能否汲取這些經驗教訓？(作者是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