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改革是中國取得革命勝利的必由之路

作者：中共中央黨校中共黨史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 羅平漢

近些年，社會上不時出現對土改必要性與合法性質疑的聲音，諸如地主並非是小説《半夜雞叫》中周扒皮那樣的人物，實際上他們有的省吃儉用、為人厚道，有的熱心教育、濟困扶危；地主出租自己土地是正當經營活動，不存在剝削與被剝削的問題；從生產力發展的角度看，土地集中在地主手中，有利於集約經營和規模化生產等。這些問題究竟應當怎樣看？

地主富農是什麼樣的人

上世紀40年代後期和50年代初期，中國大陸進行土地改革運動的主要內容是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分配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其實，土地改革與土地改革運動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土地改革簡單地講，就是要變革舊有的土地制度。從這個意義上理解，十年內戰時期的土地革命，抗日戰爭時期的減租減息，解放戰爭時期的“耕者有其田”，都是土地改革的內容。土地改革運動是指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土地問題的指示（即“五四指示”），提出要實行“耕者有其田”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開展的廢除原有封建土地所有制，代之以農民土地所有制的羣眾運動。土地改革運動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五四指示”發佈後到新中國成立，主要在老解放區和半老解放區進行的土地改革運動（老解放區是指1945年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前已解放的地區，半老解放區是指1947年7月人民解放軍開展戰略反攻之前解放的地區）；第二階段為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後，在廣大新解放地區開展的土地改革運動，這一階段到1952年底基本結束。

既然土地改革運動的目的在於廢除舊有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毫無疑問其前提是農村階級成分的劃分。農村主要有兩大對立的階級，即地主與農民，而農民又細分為富農、中農、貧農和僱農階層。劃分地主和富農的標準是什麼？1933年10月，毛澤東寫作的《怎樣分析農村階級》一文作了這樣的界定：地主——佔有土地，自己不勞動，或只有附帶的勞動，而靠剝削農民為生。剝削的方式主要是收取地租。依靠高利貸剝削為主要生活來源，其生活狀況超過普通中農的高利貸者，應和地主一例看待。富農——一般佔有土地，或者自己佔有部分土地、租入部分土地，也有自己不佔有土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富農佔有比較優裕的生產工具和活動資本，自己參加勞動，但剝削僱傭勞動為其生活來源的一部分或大部分。依據這一界定，地主與富農的共同特點是剝削，其不同之處在於地主剝削的主要方式是收取地租，富農剝削的主要方式是僱工。富農雖然屬於農民階級的範疇，但這個階層帶有剝削性質，所以人們習慣將之與地主並列，稱之為地主富農，其實富農與地主並不是同一個階級。由於地主與富農的剝削方式不同，而且地主一般不參加勞動，而富農參加勞動，故而在土地改革運動中，對待他們的政策也有所不同。“五四指示”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都規定沒收地主的土地，保護富農所有自耕和僱人耕種的土地及其他財產。也就是説，在土地改革運動中採取的是保存富農經濟的政策。

惡霸與地主概念不同，農民有可能“力作致富”上升為地主

説起地主，人們自然容易聯想到四個人，即小説《半夜雞叫》中的周扒皮、歌劇《白毛女》中的黃世仁、泥塑《收租院》中的劉文彩、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中的南霸天。這是當年文藝作品塑造出來的四個典型的地主形象，也是相當多中國人對於地主的最深刻的記憶。準確地説，這四個藝術形象應當稱之為惡霸地主，並且是集惡霸地主罪惡之大成者。

應當指出的是，惡霸與地主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按照1950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於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決定》規定，惡霸是指“依靠或組成一種反動勢力，稱霸一方，為了私人的利益，經常用暴力和權勢去欺壓與掠奪人民，造成人民生命財產之重大損失，查有實據者。”惡霸尤其是惡霸地主最為農民所痛恨，但惡霸並非都是地主，地主也不是人人都是惡霸，那種同時具有地主和惡霸兩種身份者，便是通常講的惡霸地主。

從階級屬性看，地主是剝削階級，這些人在土地改革運動中之所以被劃為地主，主要是因為他們利用自己所佔有的土地，對農民進行剝削。但是，作為每一個體的地主，作為個體的人，他們的品行是惡還是善，人品是好還是壞，是各不相同的。有的地主可能一方面通過出租土地剝削農民，另一方面又將其剝削所得的一部分用於社會公益與鄉村慈善事業，做些鋪道路、辦學堂之類的善事。也有的地主為非作歹、欺男霸女、魚肉鄉鄰，成為惡霸地主。農民也並非清一色，當中也有少量好逸惡勞、偷雞摸狗之類的“二流子”。但從階級總體上看，因為地主佔有土地，可以憑藉土地過着不勞而獲的生活；而貧僱農由於缺少土地或根本沒有土地，不得不租種地主的土地而接受地主的剝削，所以地主和貧僱農之間構成了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形成了根本的階級對立，土地改革運動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解決這種階級矛盾。

還應該看到，有的地主可能原本就是普通農民，由於某種機緣和個人努力，慢慢積累了一些財富，購進了若干土地，隨着土地的增多自己耕種不了，便將土地出租給其他農民以收取地租。當地租剝削達到一定量的時候，這樣的農民也就演變為地主了。農民與地主的身份並非是固定不變的，地主如果破產，就有可能變成貧農乃至僱農，普通農民也有可能由於“力作致富”或“由小商業致富”而上升為地主。但一個農民一旦成為地主，其本人也可能仍過着勤儉的生活，但其必定將土地出租給農民以收取地租從而帶有剝削性質，其階級身份也就從普通勞動者演變成剝削階級的一員，階級屬性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地主集中土地不是為了集約經營和規模化生產

當下有人認為，從生產力發展的角度看，土地集中在地主手中，有利於集約經營和規模化生產。因此，地主階級不應該被打倒，舊的土地制度也沒有必要改變。對於這個問題，毛澤東早在尋烏調查中就以切實詳盡的實例作了回答。毛澤東的調查結論是：以“收租坐視”為目的之地主，他們手中的土地並非為了集約經營與規模化生產，而是為出租贏利。地主並不關心土地改良和生產工具改進，因為地主既不親自勞動，又不組織生產，地主佔有土地的目的，不是自己耕種，而是出租給農民，然後收取一定數量的地租。既然土地已經租給別人耕種，地主自然不必過於關心土地的經營狀況，也不會過於關心土地改良與生產工具改進的情況，他更關心的是地租的收取。從這個角度看，地主集中一部分土地在自己手中並非為了集約經營，也沒有實現規模化生產，對於農業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也沒有積極性。正因為如此，不論是“五四指示”，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對於地主與富農都採取了區別對待的政策。

與此相關聯，當年啓動土地改革運動時，農村土地是否集中在地主手中，是時下人們議論較多的另一個話題。如果當年農村自耕農（或中農）佔主體，土地並非集中在地主手中，也就沒有必要通過土地改革這種方式大規模地調整農村的土地關係。中國地域廣大，農村土地的佔有情況自然也是華北與華南不同，西北與江南有異，某些地方土地集中程度較高，亦有的地方土地比較分散。即使在同一個地區，有的村莊或許一户地主也沒有，而有的村莊則集中有若干户地主。這些年來，學術界根據歷史文獻和檔案史料，對新中國成立前的土地佔有情況重新進行了估計分析，雖然這些數據各不相同，但都基本上認為當時土地集中的情況並沒有以住宣傳的那樣嚴重，地主富農並非佔有80%的土地，而多認為只佔有50%以下的土地。儘管如此，地主富農所佔有的土地遠遠多於中農更不説貧農，確是一個歷史事實。即使地主富農佔有的土地根本沒有達到以往所説的80%而是減半，中國農村的土地佔有狀態仍不能説是合理的。既然如此，通過土地改革運動解決農民土地問題，其正當性和必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經濟地位決定社會地位。農民的這種經濟地位決定了他們生活在鄉村社會的底層，基本處於沒有“話語權”的狀態。對於當時的中國農民來説，不但他們希望得到土地，打破這個束縛他們多年人身自由的枷鎖，也盼望得到平等與尊嚴。而土地改革為他們提供了機會，只要他們與共產黨一起革命，就能夠得到他們這些盼望已久的東西，以農民為主體的中國革命也就由此發生。

土改是中國取得革命勝利、建立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必由之路

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特殊的國情，決定了革命不能以城市暴動的方式一舉取得政權，而只能在農村積聚革命力量，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既然革命的重心在農村，這就決定了革命的參加者主要是農民。組織動員農民參加革命，成為革命成功的先決條件。於是一個重大的問題擺在革命的組織者和領導者面前：怎樣才能動員農民參加革命。

農民能否參加革命，啓發他們的階級覺悟固然重要，但農民考慮更多且更直接的，則是參加革命能否帶來實際的利益。要讓農民從革命中得到物質利益和政治權益，就只能對現有的社會經濟資源和政治資源進行再分配。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把地主階級的土地和其他財產，沒收之後分配給農民，同時打破舊有的農村社會秩序，剝奪地主階級(鄉紳)原在農村的社會控制權，讓參加革命的農民分享對鄉村社會的領導權。要使解放區農民參軍參戰，就必須揭示這場戰爭的必要性和正義性，必須使他們明瞭這場戰爭的勝敗，不只關係到共產黨的成敗，而且與他們自身的利益密切相關。要讓農民參加戰爭必須給其以看得見的物質利益，中共在沒有外援的情況下，除了土地關係的重新調整和社會財富的重新分配，並無其他資源可供利用，於是，進行土地改革就顯得尤為必要。

土地改革的啓動，顯示出了特別重大的意義。一方面，它滿足了農民的土地要求，使他們深切地感受到，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使他們真正成為土地的主人，從而堅定了他們跟共產黨走的決心。另一方面，也讓農民成為中國革命最偉大的後背力量，因為他們要保衞自己剛剛獲得的土地，保衞勝利果實，僅僅推翻了本村的地主還不夠，還要與中國共產黨一起打倒地主階級的總後台。

此外，土地改革還實現了中共基層組織與農村基層政權的有機融合，使黨的基層組織植根於中國社會的最底層。自古以來，中國的國家權力基本上只延伸到縣一級單位，至於縣以下的廣大農村並無政權組織。土地改革運動不只是農村以土地為核心的社會財富的重新分配，同時也是在變動土地所有關係的過程中進行各種社會資源的再分配，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鄉村社會改造。從這個意義上講，土地改革運動獲得了巨大成功。

土地改革更主要的目的是解放農村生產力，為國家工業化掃清道路。只有消滅了封建土地制度，才能實現國家的工業化，這個歷史過程世界各國皆然。歷史的事件只能放在歷史的環境中去考慮，在當時的歷史大環境下，土地改革能夠滿足中國廣大農民對土地的強烈渴望，能夠改變生產關係，解放生產力，能夠調動廣大革命投身革命的積極性，為中國革命的成功和新中國的成立源源不斷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支持。儘管當時土改也存在着一些問題，但也不能因此而否定土改，因為這是中國歷史上必然的選擇，這也是中國人民的必然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