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再拿“彭宇案”當見危不救的擋箭牌

6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官微轉發了《人民法院報》一篇文章，題為《十年前彭宇案的真相是什麼》，細述了一直以來不時被輿論提及的“彭宇案”真相。文章刊發的大背景就是近年來在各地反覆上演的路人對遇險者“作壁上觀”現象。而前段時間，河南駐馬店某女子被車撞倒後，路過車輛和行人未及時相救，遭二次碾軋後身亡的悲劇，更讓人們回憶起了當年的彭宇案。

多年過去，“彭宇案”之所以還能保持如此“熱度”，恐怕還歸因於公眾從此案的審理中，得出了“謬論”——法律不保護好人做好事。儘管從後來披露的信息看，法院認定彭宇與老太太相撞有“優勢證據”，而彭宇之後也承認了確實和老太太發生過碰撞，但經歷了該事件的“反轉”與“質疑”，“扶不扶”似乎已經成為一個“悖論”：提供救助怕被對方反咬一口，不提供救助又受良心譴責。

這種頗為尷尬的局面，顯然不是法治社會所樂見的結果。儘管當時的立法和司法足以還原真相、公正裁決，但“彭宇案”在審理過程中的確也暴露出立法存在的不足。倘若為見義勇為者限定法律責任的“天花板”，為他們消除維權上的後顧之憂，人們在挺身而出時，也會減少許多顧慮。

當然，輿論的擔憂，要放大的是見危施救的“責任成本”問題。而在現實中，不乏救助者因施救而身患重病甚至身亡，卻遭遇被救者冷漠以對的事例。救濟不到位的現實令人寒心，也不利於人們繼續奉獻愛心。

對於上述“短板”，新近通過的民法總則發出了鏗鏘迴音。該法第183條規定：“因保護他人民事權益使自己受到損害的，由侵權人承擔民事責任，受益人可以給予適當補償。沒有侵權人、侵權人逃逸或者無力承擔民事責任，受害人請求補償的，受益人應當給予適當補償。”第184條則規定：“因自願實施緊急救助行為造成受助人損害的，救助人不承擔民事責任。”

如果説前者以民法的公平原則，為見義勇為者解除“救濟之憂”，後者則是以民法“慈母般的眼神”，直接免除了救助人的法律責任。從法理上看，救助人“無條件”地不承擔民事責任，不無“絕對”之嫌，但為匡正社會風氣計，從法律上給予善行以有力支持，顯然體現了鼓勵見義勇為的立法精神。

這種立法產生的效果，不僅是在司法層面的，更是在社會層面的。立法的重大突破之舉，向整個社會釋放出強烈信號，就是國家法律支持公民善行，當公民為集體或個人利益“見危施救”，不但可以免除個體責任的“瑕疵”，更能得到法律的有力救濟，不至於再現“英雄流血又流淚”的尷尬。

再看地方性立法，同樣朝着支持見危施救者的方向發力。近年來，各地類似《獎勵和保護見義勇為人員條例》立法不少，從國家到地方，不斷完善對救助者的獎勵、保護長效機制，終將形成一個健全的法規保障體系。這些立法努力也讓“彭宇案”作為“擋箭牌”的説辭，變得更加無力。

法律的真正目的是什麼？意大利法學家阿奎那如是説：“誘導那些受法律支配的人求得他們自己的德行。”扶危濟困、見義勇為的“德行”，不能光靠內心的道德自律，更應得到法律的引導和保障，如此，類似“彭宇案”“小悦悦案”“河南女子二次遭碾軋案”等，才會淡出我們的視野，社會風氣才會真正好起來。（歐陽晨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