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德瑰：自取其辱的人權自負

日本一向重視人權外交，但卻與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經常發生衝突。本月12日，聯合國言論自由問題特別報告員大衞·凱伊在人權理事會第35次會議上，就日本人權狀況進行報告，指責日本在部分歷史問題上的言論空間十分有限，並存在政府介入教科書審定的情況。對此，日本常駐日內瓦國際機構代表部大使伊原純一立即用英語反駁説，日本的教科書檢定製度是以專業性、學術性調查為基礎的，政府根本沒有介入餘地。

伊原之所以要“理直氣壯地”反駁聯合國的指責，是因為他認為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在損害日本的形象。日本重視人權外交，並於2005年專設人權問題擔當大使，日本多年來除在對朝鮮外交上把綁架問題與人權問題掛鈎之外，還不時批評其他鄰國的人權狀況，以先進國家姿態，推行價值觀外交，在人權問題上以十足的優越感看待其他國家。因此，不管是誰，如果指責日本有道德污點，他們就會立即予以反駁。

比如2013年5月22日，聯合國禁止拷問委員會指出日本警察太過於重視犯人“自白”，羈押時間過長，説這是“中世紀”的殘餘。當時的人權人道擔當大使上田秀明立即用英語反駁説，日本不是中世紀，是人權領域的最先進國家。上田還對會場上的噓聲高聲喊道：“不許笑!閉嘴!”

然而與日本一些人良好的自我感覺相反，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似乎並不認為日本是“人權優等生”。該機構不止一次指責日本在慰安婦問題上的消極態度，認為日本政府只強調自己設立了亞洲女性基金，並表示關心和同情慰安婦，但問題本質是其對待這種有組織的大規模侵犯人權行為的態度。

人權委員會曾批評日本政客時常發出對慰安婦的侮辱性發言，還指出在日本提起的所有關於慰安婦的賠償訴訟一概被拒絕，而針對加害者的刑事責任訴訟也一概以“超過時效”被拒絕。該委員會説，日本當局的傲慢態度其實是對被害者的二次傷害。

日本人有恥感文化，比較重視自己的形象，不允許任何人在人權領域黑自己的國家。尤其日本右派對於有關戰爭期間日本侵略者犯下的罪行，一向反應敏鋭，並一概進行否認，還向日本政府施加壓力，干涉媒體的言論自由。比如，2001年1月30日，日本放送協會(NHK)播出紀錄片《戰時的性暴力》，節目雖是在大量資料基礎上製作的，但右派得知消息後，在節目播出前向NHK施加壓力，理由是該節目有損日本國家形象。自民黨“日本前途和歷史教育思考青年議員會”也對NHK施加壓力。在政治壓力下，最後播出的節目內容並未對日軍在戰爭期間的性犯罪證據給以充分展現。

2012年12月18日，安倍第二次組閣後，他的親信——日本最大右派組織“日本會議”重要人物衞藤昇一就為其起草一份“內閣政治工程表”，其中包括撤銷“河野談話”的內容。“河野談話”是1993年日本政府承認慰安婦事實並表示道歉的官方表態，但日本右派政客和媒體對慰安婦問題一直死不認賬。

日本一小撮右派在歷史問題上與國際良知背道而馳，從而使日本人權外交陷入尷尬境地。美國學者約瑟夫·奈早就提醒日本，如果在歷史問題上態度不端正，勢必損害日本的軟實力，但有些人好像並不在乎。他們採取鴕鳥政策，以為只要矢口否認，日本就是清白的，全然不顧被害者感受和人類良知，然而，這樣做的結果卻只能是自取其辱。(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日本文化經濟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