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歲青年製造豐縣爆炸案必須徹查

6月16日凌晨，法醫等工作人員在江蘇豐縣創新幼兒園門前做清理、鑑定工作。

江蘇豐縣爆炸案不到24小時迅速告破，我們驚歎於警方的神速，也驚愕於爆炸案的蹊蹺。一個22歲的青年小夥子何以成為用極端手段製造恐怖事件、殘殺無辜、釀成8死65傷的罪犯，喪盡天良，背後必有其不可告人的犯罪動機。

人之初，性本善。一個人不是與生俱來就是犯罪分子，嫌疑人許某某年方22歲，他的思想演變和個性變化，從清純到混沌，再到沉淪，繼而墮落到暴戾兇殘，成為心狠手辣的犯罪分子，期間必有一個過程，而過程很重要，從家庭到學校，再到社會，他的心路歷程如何，是否有過熱切呼喚，是否有過心靈創傷，是否有過惡意詛咒，他的成長過程中有無苗頭性問題，為什麼沒有事先發現，這一連串疑問都在等待警方調查求解。但從他租住房內發現留有自制爆炸裝置材料，並在牆上多處留有“死”、“亡”、“滅”、“絕”等字跡，可知他心中積壓着巨大的怨恨，對社會極端仇視。這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必須徹查。

任何一個社會，都會既有全局的宏大的彰顯的光明，又有局部的狹隘的隱秘的陰暗，其中人的心理陰暗是最可怕的社會隱患，由心理陰暗釀成的社會災難格外恐怖，因為心理嚴重陰暗的人最易走極端，動輒以殺人、劫財、毀壞公共設施的方式報復社會。許某某既不是一般定義上的恐怖分子，也絕非普通的刑事犯罪分子，而是一個帶着嚴重陰暗心理、用極端手段喪心病狂地報復社會、踐踏法律的社會異己分子。

如果他不是徹底的精神失常者，很可能是因為生活中的各種不如意經年累月地疊加，是什麼造成許某某的不如意，是家庭、學校，還是社會？但一不如意就報復社會，這不是一個正常人的選項，以藐視法律、對抗法治來發泄個人對現實的不滿，這既是法盲，也是弱智。社會縱有這樣那樣的不公，個人縱有這樣那樣的不幸，都不是違法犯罪的理由，都不是殺戮無辜者這種極端犯罪的理由，都不能原諒。若有人為這種犯罪編織説辭，甚至藉機煽風點火，屬於嚴重反社會的意識形態。

除卻許某某的個人因素，家庭、學校和社會也應當反躬檢視，都要承擔一定的責任。

循着許某某的生活軌跡，我們不禁要追問：在家庭，他是否得到父母關愛，是否像大多數孩子一樣，有過幸福的童年；在學校，老師在考查他的數理化顯性成績的同時，是否關心過他的心理狀態的隱性成績，值得反思的是，據警方透露，許某某因植物神經功能失調從一所學校休學，那麼他在休學前，學校是否注意到他的病情，老師有沒有對他進行過心理疏導；走向社會打工後，他居住在出租屋，房東是否按公安部門有關規定履行對房客約束的法定義務，轄區派出所是否對許某某的出租屋有過例行檢查；在案發當天，創新幼兒園大門外的治安有無正常保障，等等……可以毫不誇張地説，以上每一個環節的疏漏，都有可能為許某某製造爆炸案累積負面能量，都有可能為許某某的自制爆炸物安放一枚“引信”。

爆炸案發生了，在救治傷員、安撫死者家屬、按章理賠的同時，必須調查問責、追究有關人的法律責任，這麼嚴重的惡性治安事件，必須有人擔責，給人民羣眾有一個交待。

值得關注的是，一年前，徐州市出台《徐州市創建全國文明城市工作問責辦法》，一道難題擺在面前，對此案如何洞幽燭微，認定責任，並按照問責辦法予以追責。不要以為作案人自斃於現場，就能大事化了，也不能搞法不責眾那一套，必須追根溯源，梳理出一條涉及此案的“責任鏈”。要以問題導向，把案件翻個底朝天，徹查原因，每一個環節都要落實到“責任鏈”上，對履職不到位、責任不落實、措施不得力、管理不規範、安全問題突出的單位及學校，要依法嚴肅追責。

學校周邊安全，歷來是一塊多部門相互推諉的“燙手的山芋”。日前，教育部印發《關於加強中小學（幼兒園）周邊安全風險防控工作的緊急通知》，要求各地加強學校周邊安全風險防控工作，全面開展安全隱患排查，確保廣大師生生命安全。學校外家長接送學生的地段，涉及教育、綜治、公安、工商、食藥監、文化、衞生、城管、街道諸多地方和部門，還是要齊抓共管，不過，能否堅持正常化管理，這是一個難題。

但無論如何，根治類似江蘇豐縣爆炸案的治安隱患，必須從源頭抓起，否則，社會管理人力資源有限，很可能顧此失彼，犯罪分子隱藏在茫茫人海之中，説不定哪個時候突然間又會在什麼地方出現，讓大家疲於應付。面對這樣的極端事件，我們的安全防範、綜合治理特別是教育應該如何改進？需要強調的是，社會治理也應包括人的精神障礙的醫治撫慰、錯亂思維梳理調整、反叛意識的撥亂反正，這可是比清除爆炸裝置更為艱難但又必須堅持去做的工作。

無辜的生命瞬間泯滅，淋漓的鮮血傾刻流淌。通過江蘇豐縣爆炸案若能換來深刻的教訓，不讓類似悲劇重演，還人民羣眾一個公共安全的社會環境，這是徹查此案的最終目的。

但如果只停留在社會道義層面予以嚴厲譴責、唾棄之，此害不除，不早做預防，不早做危機應對，無辜死難者還要流血殞命，社會還要付出更大代價。（中國青年網特約評論員 蔡恩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