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亞文：時代變遷呼喚新的戰略家羣體

美國總統大選的漫漫煙塵還未徹底消散，隨之而來的法國大選和英國大選又先後在歐洲掀起波瀾。美國、歐洲出現的政治亂象，已與歷史上曾盛極一時的羅馬和榮耀無限的威尼斯庶幾相似，它們都是逐漸在“幸福”中走向了沉淪，開拓進取的精神消亡殆盡。

為什麼當今時代缺乏戰略家

政治衰敗是整體性的精神潰敗，其中最顯眼的往往是精英階層的精神墮落，不再從長計議國家的未來，不再為解決國家面臨的問題和挑戰而奮力拼搏，相反只知道斤斤計較，只有眼前而無長遠，只有利益而沒原則。當今的國際社會面臨諸多嚴重問題，正需要具有大格局和大視野的戰略家站出來，引領世界走出困境。但同20世紀上半葉政治、經濟等領域一大批戰略家橫空出世的景象相比，現今各領域可稱得上戰略家的着實不多。為什麼當今時代缺乏戰略家呢？

一個原因是筆者一再指出的知識短缺。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時相比，今天我們又處在了一個新的世界，不少事物和現象是以前任何時代都沒出現過的。比如，與70多年前全球人口大部分還生活在農村、全球總體上還可稱為“鄉村社會”相比，如今全球人口超過50%已生活在城市，全球總體上已是“城市社會”。諸多新生事物和現象疊加，使這個世界的複雜程度遠超歷史上的任何時候。但人類觀察世界的視角和方法更新並沒那麼迅速，想要適時做到用確定性的知識來處理不確定性顯著加劇的世界，實在太難。

從科學角度説，任何模型都有邊界，量變一定會引起質變。20世紀下半葉以來一度象徵確定性的西方知識和話語體系，不僅已解釋不了世界，甚至連解釋自己都變得困難。在當今這樣一個前所未見的工業化、信息化社會，古往今來所有的模型、概念、分析範式、知識體系都不夠用了。戰略是對全局的考慮和籌劃，需要綜合考慮各種事實來進行權衡選擇，但在新的知識範式出現之前，國際舞台上的政治人物和專家學者們，很難做到準確把握各種事實及其之間的關係，因而也就難以做出恰當的戰略籌劃。

另外一個原因是，20世紀下半葉以來全球政治生態的演變也妨礙了戰略家的產生。“民主的第三波”帶來政治參與的普遍化和契約關係的拓展，但也帶來了政治決斷的平庸化。民主政治所形成的“毒販”(政客)與“癮君子”(選民)的同盟，使民眾一味要求持續的福利增長，而政治家為自身前途考慮只顧眼前民意，既無意願也沒能力為國家做長久打算，那些有這種意願的政治家，則幾乎沒可能獲得民眾支持。戰略也是對未來長遠的考慮和籌劃，而民主的精緻化導致了“政治過度”，使得政治喪失了規劃國家未來的功能。

契約關係的泛濫式拓展損害國家長命久安的情況，曾見於羅馬帝國晚期。羅斯托夫採夫描述道，羅馬帝國晚期出現“大眾社會化”與政治文化的頹廢，表現之一就是以法庭辯論為代表的法律精神在羅馬的衰落，法庭和判決被辯論所左右，而辯論取決於喝彩，“那位被喝彩得最大聲的，就是最差勁的辯論家”;表現之二是朗讀會的流行與素質低落，使貴族的節制精神衰敗，“羣眾的君臨與專政、民主政治與獨裁政治令人意外地具有親近性”。這種景象，對今天的人們來説並不陌生。

不單是時代的缺憾更是風險

一個戰略家稀少的時代並不僅僅是一種缺憾，更是一種危險。那意味着幾乎沒有人能為國家和世界的未來命運做出思考籌劃，因而也意味着世界將要面對一個極其不可捉摸的未來。徵諸歷史，世界在大多數時候都是風險世界，而未來的風險往往潛藏在現在、需要及時有所體認和着手化解。也因於此，對未來長遠和全局的籌劃實在太重要了，如果不能做到這一點，將危險消除於當下，那麼問題將越積越大，甚至可能在未來導致無法應對的失控局面。兩次世界大戰的發生，某種程度上就是在新的事實和事實關係來臨之際，歐洲政治家們普遍無知無覺，沒有想到着眼未來，在推進知識範式的更新中對現實做出糾正。

兩次世界大戰之際，一大批戰略家紛湧而出，而他們在戰爭的狀態下成批出世，也成了兩場人類悲劇的註腳。這給後世的教訓是，世界不僅需要適時更新知識，也需要有能力為未來做出籌劃的戰略家和先行者。

文明的創造、更新和復興都由人來完成。徵諸歷史，任何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國家，在其開拓文明境界的轉折過程中，都會出現在知識、品格、理想、格局等方面具備特殊質地的新人羣，他們準確把握時代脈搏，思想敏鋭、意志堅決、敢於擔當，深刻明悉國家發展方向，也洞察自己國家的國際追求，在各層面有力發揮引領作用。

以往一個世紀特別是其前期，中國曾一度迎來尚武精神的復興，無論國民黨的北伐，還是共產黨的革命，都一改傳統士大夫階層只尚空談、不尚行動的舊習，為中國的重新統一和走上富強之途提供了強大精神動力。這種在壓迫中迸發出來的血性，絕非出自舊文人的救國自覺，而是新知識階層在肉體和精神上得到武裝的結果。

過去三十多年來的改革開放中，中國的社會階層漸趨分化，社會形成不同利益羣體，但適應時空變化、具有博大視野、紮根於中國文明五千年血脈、同時深懷世界抱負的新人羣，還未大量出現，而變化的時代恰在呼喚這個新人羣的出現和壯大。最近這些年來關於中國“鷹派”“鴿派”的爭論反映了中國社會在當下時刻的某種呼聲，可能也預示着具有高度文明自覺的“新人”將結束目前的零星個體狀態，在各個領域成批湧現。

無論對於一個國家還是廣大世界，這個有能力引領潮流的新人羣的現身與登場，都是建構夢想和實現發展的重要保證。(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盤古智庫學術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