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燦榮：兩種戰略思維須學會相互包容

改革開放近40年來，中國無論從國內發展還是國際影響層面衡量，都已經是名副其實的大國。世界格局和國際環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而中國國際地位又在顯著提升，這讓國內有關未來戰略選擇的探討出現分歧，比較典型的莫過於是繼續偏重“韜光養晦”還是更趨積極“有所作為”。

過渡時期面臨兩種戰略思維博弈

國際關係中的戰略研究通常存在兩種思維：一種就是學者型思維。它的邏輯在於相信決策者有足夠的智力和能力做出正確抉擇，相信只要時間足夠，作決策所需要的信息也會足夠充足。這種思維在歷史上的代表就是《孫子兵法》，強調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其特點是謹慎，希望充分利用已有條件，力求發揮優勢、規避風險。

另一種是實踐型戰略思維。這種思維不相信人有能力事先預見到各種情況，並且認為信息永遠不夠，因此更強調在實踐中把握機會。這種思維在歷史上的代表人物有漢武帝、愷撒、拿破崙等，學界代表就是克勞塞維茨。同學者型思維不同的是，實踐型思維強調在確定方向後，要通過積極創造條件來實現目標。

兩種思維中，實踐型戰略思維風險較大，但卻往往創造歷史;學者型思維在書齋中較多，主要作用在於評價歷史。

以此視角觀之，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的戰略思維主要是實踐型占主導地位，這是由各個時期的歷史條件決定的。一個現代新生國家的發展通常要經歷“三部曲”，第一是尋求安全，第二是追求發展，第三是獲得尊嚴，通俗點説就是要先活下去，然後要活得好，最後還要活得有面子。

按照這個邏輯，新中國建立之初的毛澤東時代主要是解決國家生存問題，因為當時西方孤立中國，國內仍有顛覆勢力作祟。試想，直到上世紀50年代中後期還有台灣特務製造“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刺殺周恩來總理，可見當時形勢的惡劣。在那種內外壓力下，彼時無論誰領導新中國，首要考慮都是如何讓國家“活下去”，表現出來就是對外不懼打仗，對內強調階級鬥爭。

等到中美建交、中國有了“兩彈一星”之後，國家安全問題基本得到解決，然後就開始轉向發展了。鄧小平時代主要就是解決如何“活得好”的問題。要想發展，就需減少內外衝突，國內強調市場優先，對外強調韜光養晦。

現在我們可能正在從第二階段向第三階段過渡，即從發展優先過渡到尋求“活得更有面子”。具體表現就是在國際社會要贏得更多尊重，在國內發展上更加註重質量。以糧食生產為例，其實我國糧食產量近年來已相當充足，每年高達6億多噸。雖然現在不再“吃不飽”，但糧食可能存在不安全的問題，比如重金屬超標等。正因如此，現在國內發展不再像過去那樣一味強調GDP或發展速度優先，而是出現環境友好型、社會包容型等一系列新的發展理念。

國際層面則逐漸從韜光養晦轉向積極作為。在這個歷史階段過渡時期，前述兩種戰略思維的差異逐漸顯現出來，甚至引發激烈爭論。比如一部分學者認為國家發展到了這個階段，歷史條件決定了我們應該更加積極主動、有所作為，但另一部分學者認為中國還應繼續保持謹慎。

現實環境決定中國必須積極作為

我的看法是，中國在戰略選擇上要更加有所作為，這個大的方向毫無疑問，它是由歷史轉換的大環境決定的，不以任何個人意志為轉移。要在國際上發揮更大作用，是因為我們已經發展到了這一步。比如我們的海外利益越來越多。截至2016年6月30日，我國中央政府擁有的海外資產接近7萬億美元，如再加上地方政府或個人擁有的海外資產，這個數字至少還要翻一倍。另外還有人員，現在大概有300萬中國學生在外留學，500萬務工人員在海外各種工程項目中工作，還有很多私營企業經營者長期在外經商，如此等等。照此估算，長期在海外工作學習生活的中國公民大概1000萬人。出境遊的中國公民更多，2016年高達1.26億人次，比美國的7000萬高出很多。這就是中國現在面對的現實，我們的人財物以越來越大的規模“走出去”了。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國際社會比較平靜，中國還可以不過多去管。但恰恰是在這時，國際上出現了全球治理赤字。比如，隨着互聯網的快速發展以及虛擬世界的出現，極端思想蔓延、跨國電信詐騙等新問題層出不窮;再如，由於發展差異過大，文明以及意識形態衝突變得越來越突出了;還有氣候變化問題等等。總之，當今世界的跨國界問題比以前明顯增多，有關全球治理的需求也在增強。

原來提供全球治理的主要是歐美國家，但它們現在都不同程度遭遇困難。歐洲國家在各種危機困擾下有心無力，美國則是有力無心，雖然還有力量但變小氣了。雖然原因不同，但作為全球治理供給方的歐美，供給能力確實都在下降。

這種形勢就給中國外交帶來了挑戰，一方面我們的海外利益不斷擴大而且需要保護，另一方面全球治理又出現問題。在此背景下，中國以實踐型戰略思維來參與全球治理，實屬必然。但持學者型思維的人會説這樣做風險大，因為全球治理需要付出資金甚至人命等成本。這時，兩種戰略思維的差異就凸顯了出來。

無論如何，既然中國參與全球治理是由客觀形勢決定的，那麼我們只能回應這種客觀要求。在此過程中，實踐型戰略思維要佔主導，同時還要注意兩種思維互補。學者型思維需要往實踐型思維的方向上稍微靠一點，幫助後者行穩致遠，不能因為存在風險就説什麼都不幹，那等於是逃避歷史責任。當然，實踐型思維也要對學者型思維保持尊重，不能對後者一味排斥，需要吸取其中有價值的部分，力求穩紮穩打。

越是意識形態轉型期或歷史轉折期，兩種思維的衝突就越激烈，這很正常。但總體來講，中國已經發展到了這個階段，除了繼續向前邁進別無選擇，有挑戰就去應對，有困難就去解決。兩種戰略思維必須學會相互妥協，畢竟大家都是為了國家發展更好。(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