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和平：三代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底氣何來

以改革開放為大背景的“走出去”戰略，見證了無數中國企業的海外打拼。回看一代代中國企業“走出去”的軌跡，能給我們帶來諸多啓示。

過去，中國處在全球產業鏈低端時，只能依靠人口紅利和生產勞動密集型產品來獲得比較優勢，通過在國內生產然後銷往世界，實現穩定盈利。但這些企業壯大後想“走出去”時，往往就失去了人口紅利下的比較優勢，盈利能力面臨挑戰。早年海爾在日本設廠時轟轟烈烈，但今天再看其實業績不彰;TCL當年高調購買德國電視機廠，但也很快鎩羽而歸。

這些不成功的投資並非個例，而是那一代依靠人口紅利起家的中國企業面對的共同問題。一方面人口紅利不再奏效，另一方面進行海外併購又需大量資本，而資本那時在中國是高價的。這樣“走出去”的中國企業，去跟發達國家的廉價資本競爭，怎麼可能佔到便宜？

雖然中國經濟經過幾十年發展也已積累一定資本，但較之發達國家，我們仍是勞動力相對豐裕，資本方面不佔優勢。依靠勞動密集型起家的一大批中國企業，最終認識到這一點，因此在接下來“走出去”過程中，開始更加講究策略，至少不再硬碰硬地專門跑到發達國家去賺人家錢了。

最初碰壁的這些中國企業，基本可以歸為第一代“走出去”的企業。汲取教訓後，這第一批“走出去”的中國企業到海外投資時，開始首選一些欠發達國家，除了具備資本和技術方面的比較優勢外，還能繼續借助對象國的人口紅利。流向東南亞、中東和非洲國家的投資，後來基本都賺了錢。

在那之後“走出去”的中國企業，獲得了較第一代相對不同的境遇。年輕一輩的企業，比如百度、阿里巴巴和騰訊等，它們在初創時就引入了海外資本，因而具有資本成本優勢;在發展中，又借國家經濟轉型升級契機，從產業鏈的低端爬到中端的較佳位置，繼而積累了“走出去”後與海外同行業者競爭的優勢。

另外，中國人口規模巨大導致共享成本較低，政府和社會對具有共享因素的創新更趨寬容，也使這些企業實現了海外同行業者難以實現的一些技術創新。雖然突出重圍仍然不易，但這至少增強了它們在“走出去”後的生存能力。

時至今日，同前兩代“走出去”的中國企業更為不同的“第三代”企業正在崛起，並且逐漸開始了它們“走出去”的嘗試，其中摩拜和小藍等共享單車企業尤為典型。它們的待遇，也早與“前輩”們不同，因為國外尚且缺乏同類企業，因此西方國家一些城市幾乎是“組團”來邀請它們去投資和發展。

新鋭企業擁有這樣的境遇，原因不僅在於它們站在了“前輩”企業們的肩膀之上，還在於獲得了中國經濟發展新階段賦予它們的獨特競爭優勢。站在中國經濟現實體量以及國際經濟格局變化的今天，當我們回望歷代中國企業“走出去”的軌跡時，應能得到這樣的啓示，中國經濟的發展正在給中國企業“走出去”創造越來越好的機會，我們的企業則應總結過往的經驗教訓，及時找到比較優勢，不斷創造“走出去”的新局面。(作者是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