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權威中國問題學者：研究中國是“宿命之事”

【環球時報駐日本特約記者 陳言 環球時報記者 邢曉婧 張琪 盧昊】儘管有“情報社會”之稱，007、CIA、克格勃等是諜戰電影中常見的機構和故事，而日本卻少有相關場景。日本預測到重大國際政治事件、軍事衝突的時候不多，即便是經濟領域，國際社會也罕用日本情報。

日本的公安警察、充當密探的媒體，最擅長的是國內情報蒐集及分析。日本的一些媒體在日本的情報能力不小，但到了國外，他們很小心，通常不敢直接去軍事禁區拍照、製作相關地圖。

過去也有膽大的日本使館武官直接闖入中國軍事禁區的情況，如2002年10月，日本駐華大使館武官天野寬雅因私闖中國軍事禁區而遭拘捕。但這種情況不多見，通常情況下，武官通過正式場合與所在國軍方的公開交流，獲取軍事情報，也通過與其他國家武官交換情報，來提升自己情報的準確性。

一名對中國情況十分了解的日企員工十分感慨地對《環球時報》記者説，“日本在中國人眼中政治經濟地位高的時候，從中國方面獲取的信息質量也高，但隨着日本經濟地位下滑，加上日本並不是政治、軍事大國，現在在中國獲取的信息，質量已經算不上上乘。”原因是什麼？是在中日關係進入互不信任的階段後，日本官員、企業日籍員工與中國方面的交流也變得不太通暢，從中國官員、智庫等處拿到的信息也有限。

日本的信息收集98%靠公開渠道。誠然，日本非常擅長信息收集，日企研究所、企劃部門習慣儘可能多地訂閲各種報刊雜誌、研究報告，做成剪報，然後不斷更新修正。這種系統性、長年積累的信息，常常讓外人震驚，但有了如此細緻、系統的信息就能夠保證日企、日本政府在制定對華政策方針時冷靜嗎？

很多時候人們只能給出一個否定的結論。比如安倍堅信中國經濟不久就會崩潰，相關報告提交到安倍那裏的，自然是中國的環境污染、官員腐敗問題等，談中國今後依舊能夠發展的報告，很難放到安倍的辦公桌上。企業也一樣，儘管有非常冷靜客觀的中國經濟報告會提交到企業總裁那裏，但受安倍內閣、日本輿論的影響，真正相信中國還能發展的日本企業家不是很多。

《環球時報》記者想起，這些年，日本出版業除了讓“中國崩潰論”書籍充斥市面外，也出了一些總結日本戰爭失敗原因的著述。比如1991年出版發行的《失敗的本質》，到2017年記者購買時，已經增印63版。該書稱，戰爭時期日本的失敗不是沒有收集到足夠的信息(諜報)，而是戰略方針失誤導致的。

不少研究中國的日本學者認為，無論是古代的中國還是現代的中國，對日本都有“參照系”價值，日本可以通過中國更好地認識“自我”。日本的中國思想史專家溝口雄三著有一本《作為方法的中國》，書中稱，日本人做中國研究的實質，是把中國視為方法，作為分析和驗證日本文化特質的參照物。日本的中國問題專家毛裏和子也曾説，中國研究對日本社會科學來説是“宿命之事”。

如果日本方面能夠經常和中國交流，在對華戰略制定上日本該不會如此強調對立。最後2%的信息拿不到，就像水燒到98度依然不能算開一樣，日本的信息工作最後還是實現不了真正的準確。很多時候，戰略失誤正是這樣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