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偉文：中世紀歐洲制度就優於中國？

英國《經濟學人》日前報道了一項來自牛津大學、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幾位學者的研究報告，指出歐洲在工業革命前數百年間人均GDP已經超過中國。這挑戰了一個過去得到普遍接受的觀點，即在18世紀末西方工業革命開始前的數個世紀裏，中國和歐洲擁有同樣的生活水平。

這項研究的兩個方面尤其值得關注。一是它對歷史數據的分析和新發現;二是據此得出的結論：歐洲的富有和中國的貧窮不是因為工業革命，而是因為制度的不同，即歐洲制度優於中國。

報告為中世紀歐洲經濟史和中國經濟史的學術研究，提供了新的數據系列和研究方法。但它如何算出公元1000年中國人均GDP相當於1000美元(1990年固定美元)？又如何算出1850年中國人均GDP只有約600美元，英國則達2400美元呢？報告主要作者布羅德伯裏説，帝制時代的中國和近代歐洲都使用白銀作為價值單位，這有助於對比的準確性。

但這種對比恰恰具有致命的不準確性。因為白銀僅僅是價值符號，不是價值單位，不等同於商品和服務本身價值。當年荷蘭人用24美元的一箱玻璃珠，就從土著人那裏換來曼哈頓島，但那並不是曼哈頓島的價值。只有在充分的市場條件下，各國用白銀衡量的商品和服務價格才更加接近價值，才具有較大的可比性。元明清時代的中國，一斤豬肉賣多少銀子，和英國一斤豬肉賣多少銀子是不同的。當時中國經濟的市場化程度很低，農村大量是自然經濟，官員俸祿的一部分也是大米、綢緞等實物。僅僅用白銀作為價值符號統計，顯然覆蓋不了經濟總量。

因此，工業革命前數百年歐洲人是否已經比中國人富，似需在學術上進一步研究。而在此基礎上倉促得出一個當時中歐貧富差距的“制度決定論”，就有些匪夷所思了。

首先，中國從12世紀到14世紀末葉是經濟嚴重停滯甚至倒退的時期。從金兵南侵、北宋滅亡、南宋偏安，到蒙古滅金滅宋、元朝建立，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受到重大影響。從1200年到明初1402年，人口從1億減少到6659萬。中國失去了經濟上的領先優勢，但這並不能歸因於歐洲制度有什麼優勢，而是中國自己的戰亂和內部壓迫。

其次，中世紀歐洲也根本沒有所謂制度優勢。從公元476年到1453年文藝復興，歐洲處於混亂、黑暗、相互殘殺的中世紀。其中從9世紀到13世紀，創造人類科技、文化和經濟文明的是阿拉伯伊斯蘭世界。阿拉伯數學家採用了阿拉伯數字，創立了代數、幾何學、近代光學、化學、醫學、天文學。阿拉伯人發明了觀象儀、航海儀，才使後來歐洲人的地理大發現成為可能。正如尼克松所説，當歐洲還處於中世紀的矇昧狀態時，伊斯蘭文明正經歷着它的黃金時代。當時歐洲和阿拉伯伊斯蘭國家均處於封建社會，但發展程度如此不同，恐怕很難用制度解釋。中世紀歐洲顯然毫無制度優勢可言。

何況，中世紀歐洲落後的封建制度後來逐漸成為歐洲新興資本主義發展的桎梏，最終被後者取代。到了21世紀的今天還去探討中世紀歐洲制度上的優勢，並無意義。

第三，同樣經過資產階級革命，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荷蘭和英國，在近代史上的表現也有極大不同。起先稱霸海洋的荷蘭後來逐漸被英國取代，其原因並不是制度，而是英國產業資本對荷蘭商業資本的優勢。馬克思説過，荷蘭，作為一個統治的商業國，它的衰落史，就是商業資本服從產業資本的歷史。

除了歷史縱向的大國更替，即便現代時期實行同樣社會制度的歐洲各國，發展程度也相差甚遠。15世紀和16世紀走在前面的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2015年人均GDP分別為25685、19223和29993美元;而盧森堡為99718美元，為這三國平均數的四倍左右;瑞士80999美元，超過其三倍。長期落後於英國的愛爾蘭，2015年人均GDP 61094美元，超過英國(43930美元)39%。這又如何用制度解釋呢？仍然實行君主制的卡塔爾，2015年人均GDP達到73653美元，遠遠超過德國(41179美元)。這又是制度無法解釋的。

無論歷史上還是現在，各國實行什麼社會制度，都由各國根據國情自己決定。影響經濟發展水平和速度的，除了制度外，還有科技、資源、金融、市場和國際合作等諸多外部因素，以及政府戰略、方針、政策有無失誤等內部因素。研究歷史和求證史實，是為當下和未來提供借鑑和指導，在缺乏充足論證的情況下提出制度差異推論，很難説是一種嚴謹的學術態度，也難以令人信服。(作者是中國與全球化智庫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