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亮亮：迴歸20年，香港政經全面升級

1997年7月1日，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香港成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20年來的實踐證明，這確實是最佳的制度安排，符合中國的利益，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利益。

這20年，是中國經濟迅速發展、國力迅速增強、國際地位迅速提高的20年。香港特別行政區因此搭上了中國發展的快車，實現了從英國管治下的一個地區，向中國最大自貿區的轉變。

在政治方面，迴歸前的香港，是由倫敦直接派總督來管治的。迴歸後的香港，根據基本法選舉產生特首，特首和主要官員由中央任命，特首每年都到北京向中央政府述職，中央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但不干預香港內部事務。香港有兩個全國政協副主席，與其他省級行政單位相比，也擁有最多的人大代表和各級政協委員。

在國際上，香港前衞生署長陳馮富珍在中國政府的推薦和支持下，擔任了兩屆世衞組織總幹事，在迴歸前是不可思議的。2013年筆者與一批香港同行在日內瓦訪問陳馮富珍的時候，她説，擔任總幹事之後，進一步感到作為中國人的驕傲，感到中國在世界上的影響。對於普通香港人來説，迴歸後使用的特區護照在100多個國家和地區是免籤的，而且可以受到中國的領事保護。

在經濟方面，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最大貿易國，香港得益甚多。香港開埠以來就是自由港，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隨着中國的對外開放與經濟快速增長，全球經濟格局發生變化，當“四小龍”的另外三個不同程度放慢增長之時，香港在迴歸後不僅沒有放緩腳步，而且發展成為“紐倫港”，即與紐約、倫敦並駕齊驅的國際金融中心。人民幣的國際化，大批中國企業的上市，內地各省份對外招商引資和設立經濟開發區，中國對外貿易的大發展，都使香港獲得大量機會。“一帶一路”的建設與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又使香港獲得新的財富機遇。在世界經濟重心東移、西方出現反全球化與反自由貿易聲浪時，香港則在中國這棵大樹底下好乘涼。

香港市場經濟發展比較早也比較發達，除了在資金、技術、市場等方面積極參與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從中獲得前所未有的機遇，也支持了中國內地的對外開放。我曾經分別在與俄羅斯、越南學者的交流中，聽到他們對於中國擁有香港這樣一個特別行政區的羨慕，也聽到台灣和新加坡的朋友説，眼紅香港擁有如此廣闊的腹地。

迴歸後的香港企業大量北上發展。前些時候在重慶，一家香港銀行重慶分行的總經理不無詼諧地對我説：“我已經成重慶人了。”日前在廣東的新會參觀香港著名的“李錦記”生產基地，來自香港的總經理告訴我，國家航天中心選用他們生產的調味品，使他們非常激動和自豪。

香港和內地民眾之間的交流在迴歸後到了一個全新高度。大批內地學生到香港各大學求學，同樣也有大批香港學生到內地各高校深造。香港青年一代到內地尋求發展機會，從IT行業到演藝界，從參與慈善事業到經營各種“小清新”(如咖啡館)，數量與日俱增。香港人與內地人通婚在迴歸後增加了7倍，且有越來越多的港女嫁給內地人。

迴歸後的這些變化，體現在香港的各個領域，也都是我實實在在親身感受到的。相信再過二三十年，我依然會像今天一樣，感嘆香港發展的日新月異。(作者是鳳凰衞視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