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維：如何在新的時代“密切聯繫羣眾”

再過幾天，我們將迎來中國共產黨建黨96週年。對當前中國所處的這個時代和國際大環境而言，可以説，在中國共產黨這個執政黨的領導下，“風景這邊獨好”。但是，要在未來繼續這樣的“風景”，還必須看到當前存在的問題，並努力解決這些問題。

大事辦得非常漂亮，一些小事沒辦好

通過歷史的縱向比較，我的感受是，中國在黨的領導下大事辦得相當出色。想想過去六七十年的發展，特別是實施改革開放後30多年的發展，我們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確實是為人民辦了很多很重要的大事。因為我本人正好在這個時間跨度下學習、工作和成長，所以感受特別深。我認為用“成就巨大”來概括並不為過。

一個頗具代表性的例子是高鐵，在不到10年的時間裏，中國從高鐵後起之秀，一下子變成了高鐵里程佔全世界總和一半的“高鐵大國”。德國、法國、日本等先發展高鐵的國家更是突然覺得，中國高鐵在短時間內就起來了，而且迅速覆蓋全中國。有時候想想這個過程，就跟做夢一樣。

但另一方面，在這幾十年的發展過程中，我也確實感受到一些人因為這樣或那樣的原因，跟黨和政府距離遠了。比如，在移動互聯網與人們生活越來越密切的今天，很多人手機裏多了各種各樣的微信羣。在一些民眾和知識分子的羣裏，我發現當有人發表反對黨反對政府的言論時候，竟然很少有人站出來説一句話，這是為什麼呢？雖然這只是身邊的小事，但卻是縈繞在我腦子裏的大問題。

當我們展開更嚴厲的反腐行動，強力打擊腐敗之時，一個又一個黨和國家的領導幹部落馬了，所以你很難説一些民眾“發的牢騷”是錯的。那麼對這個問題，似乎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大事辦得非常漂亮，但一些小事沒辦好”。

社會精英受到更多的關注，與政府機關的聯繫更多了。但是，在某些地區基層和農村，組織羣眾聯繫羣眾的工作似乎不上心或者浮於表面了。截至2016年底，依照官方統計數據，中國共產黨黨員近8800萬人，這是一個相當龐大的人羣。而在這個龐大人羣中，有近8000萬是體制外的普通黨員，我們是否做到了與他們的深入聯繫？如果我們與這些普通黨員的聯繫不夠深入，那麼我們還能依靠誰去深入廣大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

以我的親身經歷而言，我現在一個混亂的居民區裏生活，可是10年前這個居民區在北京屬於高檔居民區。今天，這裏幾乎已經成為“城中村”。

在這10年裏，我是親眼看着這個居民區走向“秩序崩潰”。當年這個居民區好到什麼程度？好到可以接待外國的大使，但是今天已經變成這個樣子。這其實是社會某個局部的一個縮影。住在這個居民區的人並非窮人，按照資產來説都是有錢人，因為那房子至少值1500萬人民幣。但最後形成的局面是社區裏的人卻對政府滿腹怨言牢騷，怎麼辦呢？

再看看一些地區的農村，因為很多年輕人湧向城市，或者一年裏絕大部分時間在大城市裏勤奮工作，直到過年過節才能返回家鄉，所以導致不少地區農村的基層組織已經空有其名，沒有足夠多的人在這個組織中，甚至有的連組織負責人都為生計所忙。在這個社會轉型和城鎮化過程中，我們不能丟失了與基層黨員基層羣眾的聯繫。

一些地方須把基層再組織起來

面對這個問題，我認為一個解決之道，首先是黨和政府的基層組織要跟這8000萬普通黨員聯繫在一起，讓這8000萬人仍然能感受到自己身上的使命感、光榮感。如果他們感受不到，就沒有人站出來去積極動員和組織廣大羣眾居民。

居民有什麼重要性呢？為什麼不是在工作場合組織他們呢？因為工作場合已經被嚴密地組織起來了，而且組織得挺好。但是我們工作、掙錢是為了什麼？其實，工作的一個很大的目的是為了生活。民眾希望基礎設施改善，希望能住上更好的房子，這都是人們想生活的更好。今天黨和政府辦的很多大事也都是為了改善和提高中國老百姓的生活，而且成績有目共睹。但是，在一些微觀層面，在一些農村、基層，我們還需要更接地氣，改善民眾的日常生活，維持住居民社區的日常秩序，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説當我們與那些農村基層的民眾保持密切聯繫，首先把這8000萬普通黨員組織起來，那麼我們的上級組織又重新恢復了一條與基層羣眾溝通的渠道，這也體現了我們黨的領導。通過這樣一種方式，我們會進一步認識到，組織社會的權力原來就是執政權的一部分，執政權包括組織基層社會的權力和能力。

此外，近幾年當社會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問題時，不少人總有“制度迷思”，或者説是對制度的迷信，滿腦子想的是改變制度。這種現象在社會中普遍流傳，尤其是在知識界。比如有人在國內隨地吐痰，在國外旅遊也是如此，於是有人把這個問題的根源歸結體制問題。這種現象也引起了我的思考。

一些人常説的體制問題到底是怎麼回事？其實仔細想一想，西方人並沒有這個問題的困擾。相反，他們經常説別人制度不好，鮮少會説自己國家制度不好的。比如，近一百年來美國爆發了多少危機，但少有人説“我們的制度不好”。那麼，“制度能解決一切問題”的迷思是怎麼形成和傳播出來的？上層建築決定一切是怎麼普及開來的？

通過對比你會發現，原來這是西方國家對欠發達國家的供給，是一種“精神殖民主義”。它的目的是讓你對自己國家的體制產生懷疑，在價值觀上傾向於走他們的道路、學習他們的體制。所以，對待“精神殖民主義”的辦法，我認為就是制度自信。這也就牽涉到另外一個故事了。我希望，在廣大的知識界和年輕人中間，能夠產生一種對制度迷信批判的思想，這也是我當前正在努力去做的。(作者是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近著《信仰人民：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政治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