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出版如何與時俱進（青年文化論壇）

●有限的譯者資源為何紛紛湧入世界名著的重複翻譯大潮？

●當下的文學翻譯出版是否存在結構上的失調？

●翻譯出版市場與國外的“時間差”縮小之後，帶來何種效應？

●“請進來”會怎樣影響中國當代作家的文學視界和文學眼光？

從一個市場現象談起

作為一個外國文學編輯、出版人同時又是翻譯者，我經常被問到的一個敏感問題是：文學譯者的稿酬是否過低？這個問題很難簡單作答。總體上看，與實用類筆譯或者口譯相比，文學筆譯的稿酬水準平均線當然是比較低的。但是，必須看到，文學筆譯的稿酬是出版社支付的，因而從根本上取決於成書以後創造的市場價值，離開對這個前提的認知，提高譯者待遇就無從談起。中國書價相較國際水平普遍偏低、外國文學閲讀門檻較高等，都是造成這類圖書市場價值偏低的原因。此外，至少據我所知，即使在國外，文學翻譯也是少數人從事的行業，稿費標準相對於其他行業同樣也偏低，很少見到能夠完全靠文學翻譯養家餬口的人。

但是，隨着市場化的發展，文學翻譯這一類別內部也存在較大的差異，而其中最顯著的差異存在於公版書（版權到期或者作者自動放棄版權的書）與版權書（需要購買版權的書）之間。通常情況下，公版書的利潤率遠遠高於版權書，而操作難度卻遠遠低於後者。首先，公版書不需要聯繫版權的人力成本，不需要支付作者版税，也不用承擔拖期繳納罰金甚至被迫解除合同的風險，利潤空間有保證。其次，市場上扎堆出版的通常是銷量有保證的世界名著，它們往往已經有大量現成譯本，復譯可以借鑑前人（甚至還存在“中譯中”的抄襲現象），難度大大降低，鬧出“常凱申”（蔣介石）那樣翻譯笑話的可能性也大大降低，譯者承受的壓力遠不如首譯本大，得到的美譽反而常常高於吃力不討好的首譯本。再次，公版書被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印的可能性很大，不少復譯本都有合同期滿再續約或者轉投他社的可能，甚至有不少大牌譯者堅持與多家出版社簽訂非獨家合同，使得譯者在復譯本上可能獲得較大收益。值得注意的是，這並不是説，復譯本的價值一定低於首譯本，比方像《莎士比亞全集》《尤利西斯》《追憶逝水年華》那樣難度高、週期長、收益小的復譯不是太多而是太少，這裏説的復譯本專指那些早已被重複翻譯多次、除了商業價值外別無意義的復譯，比如無數個版本的《小王子》。

鑑於上述原因，便不難理解出版社大肆蒐羅公版書譯本的行為，我們看到的高額譯者稿酬或版税的案例，也大都發生在公版書領域。而版權書大部分都是知名度有待積累的現當代作品，這些作品的翻譯難度高風險大，但出版社卻沒有更多的成本可以支付譯者。於是乎就形成了一個怪圈：世界名著有幾十個譯本司空見慣，不少譯者的累積收益也頗為可觀，而現當代文學作品的譯者（往往是中青年譯者）通常只能拿千字不足百元的稿酬，還要承受沉重的壓力。兩者之間反差巨大。長此以往，必然會形成惡性循環，這筆賬人人會算，譯者也會用腳投票——本來就極為有限的譯者資源紛紛湧入復譯大潮，公版書重複出版的現象愈演愈烈，而現當代作品的翻譯狀況卻進一步惡化。

文學翻譯出版還有改善空間

復譯與首譯嚴重失衡的傾向，在短時間內很難扭轉，因為市場價值在譯者收益問題上的主導地位難以改變。但輿論環境是可以改善的，有三點我認為是值得努力的方向。

其一，儘管當下翻譯類獎項、政府及各種中外機構對於外國文學出版的資助並不算多，但仍然能發揮一定的引導作用。這些獎項和資助應該最大程度地向現當代作品的首譯本傾斜，奠定一位譯者聲譽的最重要參數應該是他在首譯本或者高難度復譯上取得的成就。這也許可以成為彌補兩者之間落差的調節手段。其二，高校教師、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員等是文學翻譯的主力軍，如果在外國文學研究領域，能將文學翻譯尤其是現當代重要作品的翻譯也計入高校及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之中，勢必能吸引更多人投身其中。以符合學術標準的方式翻譯一部有分量的文學作品，其難度和意義絕對不遜於撰寫一部有創見的學術專著，理應得到更多的學術肯定。其三，在這樣的語境中，相關媒體和有識之士應該形成共識，把有限的宣傳資源更多地用於雪中送炭而非錦上添花，明星作家譯的《飛鳥集》，在翻譯的長遠價值上，遠不及那些默默無聞啃着硬骨頭的年輕人，或者仍在致力於填補古典文學空白的老翻譯家。這些硬骨頭和空白包括品欽、奧登、羅斯、厄普代克，包括布羅茨基、喬伊斯、普魯斯特，等等。他們都是文學版圖上不可或缺的部分，我們有責任補上去。

市場的失衡從一個側面也反映了我們的文學翻譯出版“請進來”的工作，在質量上還未達到理想狀態，尤其在結構上還有很大的改善空間。我們的普通讀者甚至出版界一般從業人員對世界文壇的瞭解仍然是比較表象和片面的。比如説，讀者對於西方名著，尤其是19世紀以後的經典著作的印象，往往還停留在當年蘇俄制定的標準，我們印象中一流作品的書單，與世界文壇的主流仍然缺少足夠的重合度；再比如，我們對於世界文壇的瞭解受語種侷限很大，一些小語種的文學作品，無論在市場上還是在文學批評界的視野中，都處於相當弱勢的地位；那些能真正代表外國文學水準、能給本土作家帶來啓迪的嚴肅文學作品，由於曲高和寡，仍然有相當數量的應該介紹但沒有被譯介到我國，等等。

促進“請進來”“走出去”同頻共振

毫無疑問，“請進來”的專業化之路是一條挑戰與機遇並存的道路。隨着時代的發展，我們的譯介作品數量呈幾何級數增加，懂外語的人口也以幾何級數增加。比之從前，現在的讀者直接從國外接受的信息要快捷得多，因而翻譯出版市場的動態變化也與世界潮流越來越接軌，對於國際文學獎項以及世界各大圖書排行榜的反應，比以前迅速得多。信息溝通的“提速”，經過一段時間的積累，又產生了某種聚合效應，使得我們現在的翻譯出版市場，與國外的“時間差”在逐漸縮小。借鑑發達國家針對各個門類、各種讀者的細分市場機制，我們在外國文學市場上專業化的運作漸漸有了優勢，專業人士對於價值的判定與讀者口味的吻合度也漸漸有了提高，各種外國文學分支類型的讀者，無論是嚴肅文學的還是通俗文學的，在數量上都有提升，更重要的是，他們的口味比以前更理性，也更容易把握規律。説得簡單點，當我們推出一位作家、一部作品的時候，我們比以前更清楚地知道，讀者在哪裏，他們需要的是怎樣的內容和包裝，翻譯出版的底氣更足了。這種底氣與我們自身的成熟有關，也與讀者接受度的成長有關。

而專業化的“請進來”，將為更有效的“走出去”奠定基礎。“請進來”與“走出去”其實是一個互相促進、不可分割的整體，在很多層面上，保證高水平（即質量比數量更重要）的“請進來”，正是促進“走出去”順利進行的先決條件。長遠地看，中國的作家、編輯和讀者更多更快地接觸到真正能代表國際水準的外國作品和作家，中國才有可能形成堅實的、受到世界主流文壇認可的文學土壤，才有可能誕生一批具有世界眼光的好作家好作品，才有可能讓更多的世界文學評論家研究中國文學和漢語言文化，這樣的“走出去”才是可持續發展的，才有可能最終變為“請出去”。日本近代以來不斷湧現世界級別的作家，就是與該國常年大量引進國外文學作品，實現各個層面的廣泛交流，密切相關。

當然，這裏的“請進來”並不僅僅等同於購買版權引進作品，還包括在此過程中，通過與外方出版機構、代理機構深度合作，研究、借鑑、發展文學代理人制度，實施多層次、個性化的專業資助計劃等方式，實現從業人員對於國際通行的版權貿易模式的逐漸熟悉、接受和學習，也包括多種文化在交流中達成的碰撞、交融和默契。而文學，從特性上來説，正是在互相理解的基礎上才能充分傳達其精髓的高級藝術形式。

作者簡介

黃昱寧，上海譯文出版社編輯、譯者、作家。譯有《在切瑟爾海灘上》《追日》《甜牙》，著有《一個人的城堡》《假作真時》等。

《 人民日報 》（ 2017年07月04日 1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