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強戰爭書寫“硬本領”（動向與思考）

在文學深度面臨消解的今天，戰爭這樣的宏大題材無疑具有歷史與文學的雙重價值，既為歷史講述、歷史表達提供了豐富的可能性，也讓文學重新介入歷史現實，重拾廣度與深度

戰爭留給人類的記憶是痛苦的，又是深刻的。這記憶需要銘記，更需要反思，而文學無疑是銘記與反思戰爭的重要載體。近兩年當代文壇接連出現了好幾部長篇鉅著都是關於戰爭的書寫，將這些作品放置在一起比較閲讀，饒有意味。它們所表現出來的共性，對我們今天理解戰爭書寫的意義及可能性頗有啓示。

其一，戰爭書寫不約而同地從正面描寫戰場轉向對戰爭中人與情的描摹。範穩的《吾血吾土》書寫一位老兵70年的命運流離；嚴歌苓的《芳華》中戰爭像影子一樣存在，於無聲無息中改變許多人的命運；鄭洪的《南京不哭》，正如作者所言，“很多人知道我的小説以南京大屠殺為背景，心裏就浮起許多血淋淋的場面。事實上貫徹全書，無非人間一個‘情’字”；張翎的《勞燕》打撈起的是二戰中一個女性與三個男人的情感糾葛；範穩的《重慶之眼》也通過愛情敍事把重慶大轟炸與對日索賠等情節進行了巧妙關聯。

從“情”的角度切入戰爭，從根本上來説是一種文學優勢的體現。情感越是真實，歷史的苦難越是悲痛；人生越是有情，戰爭的無情就越顯可悲。戰爭年代無論是戰友情、愛情、親情還是普通人之間的感情，都彌足珍貴，而反觀非戰爭年代的人情冷淡，敍述張力也就顯現出來。只是，面對民族災難，這種情感書寫極易成為一種無節制噴湧，控訴過多，甚至流於表面説教。這裏需要處理的是作者的發聲問題，作者的發聲不能僭越作品中人物的自然流露，也不能代替讀者的由衷體悟，戰爭書寫越是真實越是急切的時候，越需要作者慢下來，給人物行動一點時間，給場景鋪陳一點時間，給讀者的情感發展一點時間。

其二，戰爭書寫投向歷史的眼光不避現實的情境，串起歷史與現實的往往是對人性的反思。羅偉章的《太陽底下》圍繞着“重慶大轟炸”，重點寫的卻是二戰史專家黃曉洋對曾祖母死因之謎的探究，以及這場漫長的探究給他的生活帶來的變化，揭示了戰爭刻寫在人們心上的秘密之深之重。《勞燕》中，現實不會因歷史而改變前行的軌跡，戰爭結束，生活依舊前行，只是這現實生活的驚心動魄讓那些參加過戰爭的人都感到震動。此外，如葉煒講述魯南抗日根據地革命歷史的《福地》、常芳的《第五戰區》和趙本夫的《天漏邑》，也都在血與火的時代背景下展開了複雜人性的探索。

人性是文學作品始終在探討的一個主題，而戰爭環境的極端性容易讓人性惡的一面暴露出來，更能凸顯人性閃光之處的可貴，由此不難理解作家們為什麼抱着戰爭這塊人性的試金石不放。而且，對人性的反思成為寫作時往返歷史與現實的有效手段，保證了一種延續性和審視性的歷史眼光。但需要避免的是為寫人性而寫人性，別讓人性探索止步於閲讀的快感，也別讓人性書寫淪為迎合獵奇心的一個伎倆。

其三，當下的戰爭書寫，紀實與虛構曖昧含混，互相交織，持續逼問着歷史真實與文學真實的問題。很多作家以真實為追求，如《南京不哭》就是親歷者的歷史見證，而更多的作品試圖通過一手史料的介入來增強真實感，如《吾血吾土》實地採訪了20餘位抗戰老兵，《第五戰區》建立在作家田野調查的基礎上，《勞燕》中插入大量的文獻檔案，等等。但與此同時，這些作品都存在着想象基礎上的對史實的加工，都是作家建構的獨一無二的戰爭時空。很明顯的，既不違背基本史學常識，又能將歷史的豐富性與複雜性表現出來，已經成為決定戰爭書寫成敗的生死線。

世界文壇上有一股戰爭書寫的力量提倡“戰壕派”真實，認為只有親歷戰爭才有資格書寫戰爭，作品來自於戰壕。實際上，絕對真實不可能完全實現，敍述本身就是一種介入，面對戰爭這同一個底本，不同的敍述者會有不同的述本。虛構與非虛構的界限是當代敍事學關注的焦點之一，文學發展到今天，不應簡單地將虛構等同於作為敍事範疇或體裁的“虛構作品”，它其實是一種在許多非虛構敍事作品中也較常見的寫作策略。戰爭書寫的這一區分更為重要，因為在不背離基本歷史事實的基礎上，正是虛構實現昇華，讓文本更具震懾心靈的力量。

當下，受消費主義、娛樂主義以及歷史虛無主義諸方面的影響，文學的創作與閲讀正面臨被削平深度的危險，在此背景下，戰爭這樣的宏大題材無疑具有歷史與文學的雙重價值，既為歷史講述、歷史表達提供了豐富的可能性，也讓文學重新介入歷史現實，重拾廣度與深度。上述這些戰爭書寫文本在人與情、人性與現實、紀實與虛構方向上的努力，正是路徑探索的表現。當然，它們同時也面臨着如何選擇更恰當的切口、合理裁切史實、把握敍事節奏、適度控制情感的問題。在國際形勢日益複雜的今天，重寫民族苦難史，對激發民族情感、凝聚民族精神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從這個角度來説，戰爭書寫不僅沒有過時，而且更需要拿出文學的“硬本領”來，拿出真正有深度的禁得起歷史檢驗的作品來。

《 人民日報 》（ 2017年07月04日 1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