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老人如何“老有所養”

【編者按】

最近,有媒體在關注農村養老問題時提到,“孝道在我國農村地區面臨式微的趨勢,孝道的踐行遇到了種種挑戰”。

止於“僅養”,趨於“不養”,忘於“前養”……藉由學者的“調查研究”和媒體表達,當下農村地區的養老現狀又一次成為被號脈問診的對象。目前,很多農村老人主要還得靠子輩養老,如果孝道式微,相當一部分農村老人可能會陷入“老無所養”的困境,被迫孤獨淒涼度晚年。

令人欣慰的是,現在已經有不少地方結合本地實際,逐步通過鄉風建設、孝道基金、慈孝協議書等方式,重新激活後輩心中的孝道觀念。

值得注意的是,在農村“空巢化”、異地分居、隔代同居成為農村普遍的家庭構成時,農村養老不僅是社會問題,也是經濟命題。當前,不少農村都面臨資金嚴重匱乏、社會力量參與不足、敬老院條件簡陋等現實短板,亟須通過各種方式補齊短板。

第50期議事廳,新華每日電訊邀請新華社記者,通過研析基層現實,探索重振孝道、智慧慈孝的先進經驗,為實現農村老人“身心並養”提供一些值得借鑑之法。

“量化”的慈孝協議為行孝提供保障

“睦親慈幼、孝老愛親”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記者多次赴仙居調研慈孝文化建設,或許這裏的探索能為破解農村孝道式微和養老問題提供一個範本。

仙居是浙江的一個欠發達縣,但有着深厚的慈孝文化。2012年以來,仙居緊扣當前農村孝道淡化、農民養老困境、道德建設和文化建設的薄弱環節,把傳承和發展慈孝文化作為推進鄉風文明建設和文化強縣建設的主要抓手,作為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載體,在全縣範圍大力推進創建“慈孝仙居”。

政府的倡導怎樣得到農民的認同?首要一點,在農村的“街頭輿論”中,除了誰家更有錢的比較外,如果説誰家生了個不孝子,肯定在村裏抬不起頭。仙居巧妙地抓住了“孝道”這個在傳統文化中浸淫最深的話題做切口——提倡孝道,無人反對,這就為形成最大公約數、畫出最大同心圓奠定了基礎。

“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的傳統文化情結,在國人心中根深蒂固,也凝結了中華民族傳統美德中最重要的道德要求和核心價值。仙居縣堅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使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

用慈孝協議,為孝道提供保障。孝道的內容越具體,越容易形成標尺。比如,仙居縣下各鎮黃梁陳村,將子女應該承擔的責任和義務寫入該村的《慈孝協議書》,對村民行孝進行了“量化”。

村幹部説,當時村裏正在實施新農村建設,每户村民須在提交申請獲批的同時簽訂《慈孝協議書》後才能建設新房。如果一個兒子不孝,該家庭在村集體福利享受、宅基地審批、黨員評議、入黨培養及村幹部選拔上都會受影響。

以文化人,慈孝理念滋養養老文化。仙居在全縣範圍內開展“道德模範”“慈孝之星”“慈孝家庭”“十大孝村”等各種慈孝典型評選表彰活動,用身邊的人説身邊的事,用身邊的事教育身邊的人,塑造慈孝養老理念。

慈孝行動竟然也是生產力。比如,萬竹口村原來班子渙散,通過實施“知孝、行孝、督孝、評孝、獎孝”一系列舉措,村幹部的精氣神兒越來越足,村風民風極大改善,村容村貌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原先,村民曾戲稱説:“我們村裏很節約,10年沒有用過一包水泥!”如今村兩委班子團結了,村裏各項事業也就能順利開展了。村民吃上了自來水,亮上了路燈,建起了文體廣場,硬化了水泥路面1萬多米,各項工作走在全鄉乃至全縣前列。看到村裏的慈孝工作做得有聲有色,不少在外居住多年的老人也回家給慈孝基金捐款,回報故鄉。

記者曾到過一些捐款現場,場景令人動容。一些七八十歲的老婆婆、甚至本身就是五保户的,也拿出來50塊、100塊捐款。一些鄉賢、企業家更是爭先恐後。往往一場捐款下來,村民們都想不到會捐這麼多。在此基礎上,目前全縣各級慈孝基金總規模已達到5000多萬元。

此外,仙居還積極探索一些智慧慈孝模式,用科技手段緩解空巢老人的困境。比如創建“緊急呼叫”系統,使老人簡單按下按鈕便可在第一時間得到救援和服務；推出“愛心視頻”系統,為農村空巢老人、留守兒童與身處異鄉的親人架起了“空中橋樑”,讓他們感受到親人的温暖；建立微信慈善系統,搭建了志願者和服務對象選擇對接的平台,更可以通過微信紅包等途徑直接捐贈,使志願服務變得更加便捷、高效和智慧。

仙居縣委領導在交流時説,在孝道方面,一定要突出黨員幹部的示範作用,政府部門要聯動。在仙居,慈孝創建列入縣裏各部門、鄉鎮工作考核,要求黨員幹部要率先示範,在踐行慈孝爭當慈孝典型方面成為主體,比如首屆慈孝之星黨員幹部就佔40%以上。仙居這一系列舉措的最終目的,是讓廣大農民在現有條件下更好地實現老有所養、老有所依、老有所樂,凸顯以孝道為重要載體的鄉風文明。（王俊祿）

張榜“晾曬”孝心基金促進孝文化迴歸

在禮崩樂壞、綱常顛倒的古代社會轉型期,孔子和他的門徒們提出重建“禮儀之邦”的重要性,這些“仁愛”學説而後延續千年成為傳統文化和家庭倫理的核心。其中,孝是做人的基本。

當今社會處在一個新的轉型期,當外出打工、異地分居、隔代同居成為農村普遍的家庭構成時,子女能否孝敬老人、如何孝敬老人,成了一道難解命題。

山東是儒家文化的發源地,傳統的孝悌倫理仍然為這裏的百姓和官員所看重,甚至成為農村幸福指數的一種衡量標準。許多基層官員、村幹部坦言,政府除了做好物質上的養老兜底“硬件工作”(如建設養老院、發放養老補助)之外,如何在“軟件”層面上重振農村孝道,也是他們正致力於解決的問題。

在沂蒙山區的一些村委會大院裏,記者看到帶有“孝心家庭養老基金”字樣的公示榜。其中的內容均是村裏70歲以上的老人及其子女的姓名,在子女姓名後一欄標註着每人60元到150元不等的孝心基金認繳明細。這是當地為防止村中老人因無法從子女手中獲得每月基本生活費而採取的新舉措。

沂南縣青駝鎮河西村黨支部書記王京海説,以老人每月最低獲得100元的標準,老人的子女按季度到村鎮上交孝心基金；同時,子女每繳納100元政府補貼20元,一併存入基金賬户。“每個月都會親自將子女的孝心費送到每户老人手中”。

一些人覺得這種制度純屬多餘,但也有專家提出不同見解。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孔祥智認為,“孝心基金制度並不多餘。在部分農村地區,一些子女疏於贍養失去勞動能力的高齡父母,老人長期生活在貧困線以下,這種情況並不少見。”青駝鎮鎮長李桂傑説出這種“土辦法”的原理:村民輿論和臉面是很重要的事情,這也是孝心基金張榜“晾曬”可以發揮作用的原因。

在孔子故鄉山東曲阜市,近年來,政府從儒家思想中擷取“愛、誠、孝、仁”4個字作為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和個人品德建設的支點和承接點。村莊來了儒學講師,舉辦國學講座,普及儒學知識,提高村民素質,為和諧的村風民風點燃星星之火；推動互助養老新模式,村幹部和志願者定期與孤寡老人談心、進行生活服務,老人們集中居住彼此照應,在精神和心理上慢慢有了關懷和慰藉,讓老人們“離家不離村、出門有熟人”。

“當前,傳統文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保護難題,特別是在一些農村地區,傳統的鄉風民俗淡化,淳樸的民風變成了追名逐利、爾虞我詐,村民之間互相幫助關愛少了,孝老愛親的風氣被弱化,不尊老愛幼等現象時有發生。”曲阜市扶貧辦一位工作人員説。

無論是政府設置孝心基金還是通過儒家文化讓傳統村風民風回暖,都是政府施加必要道德壓力以促進孝文化迴歸的主動作為。有專家認為,孝已被人們公認為一個人的基本道德義務,在道德義務的範圍內,必要的外在壓力是任何一個社會進行道德規訓的必要手段。

在孝道問題上,孔子把父母作為孝的對象,“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並要求“弟子入則孝,出則弟”,把對父母的孝作為自己修身進德的基礎。相對於孔子,孟子則更強調孝的自覺性,他説,“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甚至提出更高的要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這與孔子心中的“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大同世界一脈相承。

每位社會成員應該自問在物質生活日漸充實的同時,自己在“老吾老”這件事上做得如何；每個人都應該反思自己是否將傳統孝道的美好道德準則降格了；每一個相關的政府部門也應自問是否通過體制機制督促和保障每個子女、每個家庭都能做到“老吾老”。（王陽）

農村敬老孝老,關乎道德也關乎經濟

在國內一些地區,農村養老問題不容樂觀。近日,媒體的公開報道顯示,“由於人們思維觀念的變化和外部監督力量的消失或不力,導致孝道在我國農村地區面臨式微的趨勢,孝道的踐行遇到了種種挑戰”。研究者進一步梳理認為,一些農村地區孝道式微,不但表現為子輩對父輩止於“僅養”、趨於“不養”、忘於“前養”,而且表現為父輩對子輩的“重養”,對孫輩的“反養”。

農村養老難題,在部分農村地區確實存在,但細究其原因,不應簡單歸咎於“孝道傳承”失守。

《中國養老產業發展白皮書》中披露的一組數據顯示,2016年末,我國60週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經達到2.3億,在總人口數中佔比超過16%。目前,我國80歲以上的老年人達2400多萬,失能、半失能老人近4000萬人；預計到2050年以後,我國80歲以上的高齡老人將會保持在1億人這個規模上。而老年人口數量將超過4億人——平均每3個人中就有1個老年人。

老齡化進程加快,高齡老年人以及失能、半失能老年人數量的持續快速增長,對家庭和社會意味着更嚴峻的養老問題。在整體發展相對落後、經濟來源相對單一、抗風險能力相對較差的農村地區,在養老方面面臨着客觀、現實的巨大壓力。

“百德孝為本,百善孝為先。”尊老敬老,歷來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孝敬父母,乃是為人子女的義務本分。對於具備“盡孝”能力而不願贍養父母的子女而言,破解“養老難”問題,確實需要從思想觀念層面“糾偏”“對症下藥”,培養行孝、盡孝的內在驅動力；而對於行孝“心有餘而力不足”的子女,不應苛責其缺少“孝道傳承”,而應正視這一現象背後的社會、經濟原因。

當前,不少農村地區都面臨着嚴峻的“空心化”問題。為了更多的收入、更多的就業機會,大量青壯年流向城市,成為進城務工羣體；而孤守村莊的,多是老人、兒童。在此情況下,子女對父母的贍養難免停留於經濟上給予一定支撐,無法給予更多及時、充分的關心與照料。因而,媒體報道中所提及的,“提供一定的經費以保障父母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要,也就是達到‘僅養’的程度”,以及留守家園的父輩承擔起“反養”孫輩的重任,這種現象確實廣泛存在。

不過,此種狀況下的“僅養”與“反養”,在主觀層面更多地並非由於子女孝道缺失、不願意承擔贍養的責任,而是為了家庭能有更多的收入來源、更好的生活條件等現實動因。農村“面朝黃土背朝天”式的耕作,很多時候能“餬口”卻不足以更好地“養家”,勞動力走出農村有着客觀需求。

在記者的調研中發現,“不養”更多與農村地區的發展實際以及抗風險能力相關。因病致貧、因病返貧,成為農村養老面臨的現實挑戰。一旦老人出現重大疾病,對很多農村家庭而言,都是難以承受的重負。雖然近年來,隨着農村醫療保險改革的推進,醫療費用的負擔有所減輕,但對於偏遠、貧困地區而言,依然可堪憂慮。

除此之外,對於部分孤寡老人而言,“不養”則體現於主體不明下的“無人來養”。由於福利機構、養老設施、社會保障相對於城市地區的不完善,讓“老有所養”真正落到實處,存在一定困難。

説到底,農村養老,關乎鄉村治理這一宏觀命題；孝老敬老,不只是道德問題,同樣涉及經濟、社會、文化等方方面面。如何讓社會保障體系進一步完善、優化,如何避免“盡孝之心”折戟于堅硬的現實無奈,折戟於“心有餘而力不足”的痛心疾首,應當是有關部門着力的重點。

國風之本在家風,家風之本在孝道。讓老人能夠老有所養、安度晚年,而不是在孤獨、貧苦中度過餘生,關乎千百年的傳統文化傳承,關乎社會道德底線的堅守,同樣關乎社會發展進程中百姓“獲得感”。（梁建強）